对“车主不堪罚款服毒”的多重追问

【我们期待法律是完善的，执法是公正的，弱势群体能顺畅地获得权利救济；同时法律又是被信任的，法律因其刚性和人性化，而获得人们的信任和敬畏。即便再有一些极端事件发生，人们也不会对生活中的常识和价值产生怀疑。】

9月27日，一辆货车在310国道河南民权县罗庄超限检测站被拦停，超限站下达3万元罚单。11月24日，该车车主河南永城籍货车车主张高兴和妻子侯燕喝下了农药，张高兴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侯燕仍在医院治疗。去年11月，河南永城也曾发生类似事件，一名车主不堪超载罚款服毒自杀，最终经抢救出院。

无论当事人的具体意图是什么，因不堪罚款而服毒，并付出生命的代价，都是一个沉重的悲剧。面对个体悲剧，人们首先应表达惋惜和心痛，这是展开所有讨论的基础。即便要批评车主如此维权是多么糊涂，多么不负责任，也应该将这种角度和观点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在具体生命面前，价值讨论有时是虚空的，只有在逝者得到安息之后，人们才有资格去分析事情的缘由，讨论生死的意义。这是文明社会对待个体生命和死亡应有的态度。

表达惋惜和心痛之后，个案的追问和反思就应该继续。车主为何要以服毒方式维权？是因为承受了不当的处罚，遭受了莫大的委屈，还是当事人过于莽撞和非理性？情况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情况不明，结论也就很难作出。这些都是可以调查清楚的事实。比如，具体的处罚依据是什么，具体的处罚力度是否合理，当事人的诉求是否得到了及时回应，当事人的困难是否得到了应有的体察，这些都属于事实层面的判断。对此，作出处罚的部门必须以详细的事实，向当事人和公众交代清楚。

其次，当事人作为弱势群体，其维权行为是否合理？维权渠道是否通畅？即便在处罚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问题，若表达诉求和维护权利的渠道通畅，当不至于出现以死抗争的极端情形。进而言之，是否存在制度化的维权渠道，当事人维权的成本是否太高？按照现有的制度设计，这样的渠道应该说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对于弱势群体而言，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这样的渠道？原因可能是成本过高，也可能是他们缺少制度化维权的习惯和信心。

针对这起车主服毒的悲剧，有一个冰冷的现象不可忽视：许多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愿做一点让步。有人说，苛重罚款导致服毒自杀，这是“执罚经济”造成的伤害。有人却说，不能因为有人不堪罚款而服毒，就否定制度的刚性和执法行为的合理性，如果车辆超载造成交通事故，你的家人成了受害者，你还会不会为车主辩护？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都是在以对立的态度对待需要交流的话题，结果犹如“鸡同鸭讲”，很难达成共识。

所以在讨论时，应该放弃自己的刻板成见，缓和自己的固化观点，去寻找可以达成共识的途径，尝试着在法律的刚性与法律的人情味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执法的人性化——执法的人性化，一定是执法者的人性化，通过具体的人性化执法行为，很好地贯彻法律的精神，并对法律作用的个体予以关照。如果不去谈论这个平衡点如何实现，只是非此即彼地强调法律的刚性，或法律的人情味，反而可能模糊法律的边界，造成法律的异化。

无论如何，谁也不愿看到类似悲剧再发生。我们期待的理想情形是：法律是完善的，执法是公正的，弱势群体能顺畅地获得权利救济；同时法律又是被信任的，法律因其刚性和人性化，而获得人们的信任和敬畏。只有这样，类似的悲剧才会减少，即便再有一些极端事件发生，人们也不会对生活中的那些常识和价值产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