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的协议”哪有真正的契约精神？

“2014年，国家卫计委发布《虎扑篮球：开展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的通知》，要求5月1日起开始实施，结果，我们医生拿着协议跟患者签字后，红包反而多起来了。”北京市人大代表、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在海淀团当代表们说。（1月24日《北京晚报》）

用协议保证医疗行业的廉洁，照说是与欧美国家契约方式接轨，对于和谐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相信官方无不寄予期待。但自从推出，就遭到医疗行业的软拒，不到一年，在皇城根下就率先让啼笑皆非的荒唐故事上了议政的台面，这为我们反思饱受争议的“拒红包”协议，再次提供了一个契机。

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而我国医疗行业去年上线的 “契约秀”协议是怎样的呢？

还是以北京为例，去年推行协议的第二个月，记者采访多家医院，多持观望态度，许多医生不认可，有些医院干脆不接受记者采访。这一主要约束医生的协议，受到医方冷遇，绝不只是觉悟问题，显然有悖于这一群体自由的意志。

“不好意思，我刚住进来，红包还没准备好，抱歉啊。”递过协议书的医生回答说：“你不用给，我不收。”晚上，红包就送来了。一纸协议，并没有改变医患关系的不平等。地位不平等，你不可能让老鼠相信猫，不管协议是多么公正的文本。

诚信是西方契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因数”，可惜，在一个整体诚信不佳的语境下，你想让医患两方“脱污泥而不染”，特别是让被社会“妖魔化”的医生“天使化”，让仍然处于弱势的患者相信雨后天晴，太一厢情愿了吧。

其实，相对强势的医生，在强大的公众和社会舆论面前，他们也是弱势，而这一纸协议是因为他们中“生病”的少数，让全体医生体验一把 “被治病”的尴尬，使他们更加弱势。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曾表示：“如果让我签字，我就不会签，这是对医生尊严的侮辱。”

想通过一纸协议就约束住具有“红包”往来惯性的医患双方，对于缺乏契约文化的中国人来说，无疑于画梅止渴。这种生硬的方式又深深伤害了多数医生内心尚存的道德感。媒体如果能探究到协议引发啼笑皆非的另一面——患者，有可能是更多的无奈与沉重。

“比如让政府官员也和下级签不收贿赂的协议，你干吗？” 徐凤芹不仅指出了政府部门治理行业不正之风的置身度外，居高临下，还让人联想到，“协议”失效的背后，政府对医院的投入、对医生的关心到位了吗？如果政府在医疗公共事业上的承诺没有兑现，医生似乎没有什么充分理由签下这“屈辱的协议”。

在依法治国的强劲东风之下，契约之类的法律方式应该大力推进，但如果不从整体体制机制切入进去、深化改革，你就是再庄重的宣誓仪式、再严肃的铮铮承诺、再规整的互律协议，都有可能成为流产的法治和作秀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