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自拍的时代

深圳因房产新政正在上演着强行收房的闹剧。那些卖方明知道违约，依然在利益与契约之间坚定地选择了前者。尽管当地法院未能及时启动司法程序，但所有人明白的是，个中对错是非的判定，司法度量是维护公平底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尺。

只是，舆论所探讨的空间，已然超越了司法的维度，中国人缺少契约精神的言论随之而来。与传统思维中趋利避害的解释相比，当下因技术发展所衍生的另一个社会现象，似乎亦能映照出一些缺少契约的原因。

前几天，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便是以要说的这个社会现象破题。“这是一个自拍——还有自拍杆的时代。仔细想想，如果社会里的每个人都开始过上整天自拍的生活，这会是怎样一个社会呢？”福斯特将这个自拍时代的病灶，定义为类似于深圳强行收房卖方的那种只顾自我利益的“利己主义”。

的确，在自拍的时代里，人们只关心自己，容貌必须美丽，身体永远诱人，所有的社交与人际关系，犹如移动互联所构筑的业态那般，都是以自我为主角来展开的。但对自身之外的人间义理、社会规范，则用心不多。

医生可以站在病人的痛苦与隐私面前自拍，路人可以以恐怖组织挟持人质的节骨眼为背景进行自拍……于是，自拍成了现代人几乎所无不在的生活仪式。只是有些自拍背后尽管溢满了甜言蜜语，充斥着“我在现场”，但终究这些自拍所展露出的“自恋”，是以虚假漠不关心别人为基础的。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的自拍是无意识的一种举动。也恰恰就是这种无意识，让人对自拍时代心生了些许的可怕。这不仅仅表现在，我们不停地为自己打算、我们对生活放弃了用心体验并一味地保存、分享这些具象的肤浅层面，更是表现在以“我”为主角的自拍潮里，人只看到自己而非社会关系，无数努力所希冀的公共化精神，逐渐分解为“我的小世界”。

原本，技术革新所塑造的以“我”为中心的时代，属于市场空前胜利的时代。因为历经市场商业所训练出的文明，都是以原子化个体为预设的。只是自拍成了风尚后，那个在英国诗人弥尔顿认为的“虔诚的、光荣的自我”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则是人们开始崇拜自己、美化自己、并且炫耀自己。这个过程中，个体价值彰显必须与公共空间的规范同步进行的常识，惨遭遗弃。

就如同深圳强行收房的卖方，如果肆意的违约得到法律的让步，他们一时的得逞，并不足以保障房子的保值，谁能预测今日法律可以为违约开绿灯，来日法律不会支持强盗侵占他们的房子？

利己主义能够得以持续，前提是要不损伤他者。这是自拍时代人们所必须要明白和恪守的原则。在自拍的时代里，通过各种技术修饰、美化，能够展现一个近乎“完美”的自己，但只要不是我们独自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自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无视他人的利益，以及那些不幸，我们就有责任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至少要让公共空间的秩序更加规范，社会公平的底座更加坚实。

（作者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