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索聘金”用心良苦却好心办错事

陕西小伙陈森付不起16万元聘金，准丈母娘拉着女友梁婷要去堕胎，引发一场争执，还惊动民警从中调解。远在北方的老父亲最终带着“最豪华阵容”赶来福建泉州市谈判，现场宛如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陈父举债、陈森写欠条，双方顺利订婚。（8月11日《海峡都市报》）

不论是传承民间习俗，还是通过聘金对女方家庭进行经济补偿和情感慰藉，抑或将聘金作为一个社会表现和社会竞争的筹码，从古至今，聘金都在婚姻一事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聘金成为一个争名逐利的工具，当聘金成为美好婚姻的“拦路虎”，“疯狂的聘金”在加剧婚恋成本的同时，也带来更为深刻的社会割裂和社会剥夺。

在经济因素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娶妻难”成为一种坚硬的现实。聘金的节节攀升，“有房才结婚”，迎亲、婚礼、酒席花费的水涨船高，让没有优越家庭背景和丰厚物质财富的年轻人陷入“娶不起”的婚恋困境。“娶不起”不仅意味着情感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还隐伏着精神世界的挫败感和失落感，损伤了年轻人的体面和尊严。

只不过，我们却不能将板子全部打在女方父母身上；“疯狂的聘金”背后，也有两代人的代际差异和价值分歧。在准丈母娘看来，聘金既透视男方家庭的经济实力，也反映男方家庭对女儿的诚意和心意——面对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和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父母在女儿婚姻大事上会谨慎地考察对方已有的社会资本，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潜力进行评估。

在阶层渐趋固化的当下，“门当户对”的阶层内婚姻因其匹配性和稳定性受到一些人的追捧；而在“男性习惯往下找，女性习惯往上找”择偶梯度效应的裹挟下，那些在等级化金字塔结构中处于较低位置的年轻人，通常在婚姻进入上阻碍重重。就此而言，“疯狂的聘金”既和社会评价标准单一化有关，也和社会流动渠道不畅密不可分；二者合力挤压，共同催生了婚姻进入“变形记”。

在物质和情感的张力中，“疯狂的聘金”本末倒置，往往会让情感生活走调、变味，甚至会催生出“劳燕分飞”的悲剧。只有走出表现性、竞争性的“脸面观”误区，尊重和回应年轻人的婚恋诉求，降低婚姻进入的门槛，才会少一些“娶不起”的艰辛和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