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为何对肇事司机“精神病”鉴定恐慌

案发现场

9月6日,南京市交管局政务微博就“6·20”宝马案发布最新消息,肇事司机王季进经权威机构鉴定,其在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受害者家属对此并不认可,或将申请重新鉴定。(9月7日《现代快报》)

释疑——

宝马司机“精神病”何以遭质疑

樊大彧

嫌犯王季进此前被以交通肇事罪而非危害公共安全罪批捕，其最高刑罚为7年有期徒刑，如果相关司法鉴定最终被法院采纳，他还可能获得进一步从轻或减轻处罚。公众质疑宝马案的司法鉴定结果，不仅出于“义愤”，也出于对自身安全状况的担忧。我国短时间内迅速成为“汽车王国”，然而整个社会与汽车相关的良性文化并未建立起来，道路交通参与者缺乏安全意识，近年来严重车祸频发，交通肇事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成为一些人减轻乃至不承担刑责的“免罪金牌”，公众身边的交通安全形势岂不会更加严峻凶险？ 》》》阅读全文

公众为何恐慌一起“精神障碍”鉴定

王云帆

公众的恐慌在于，如果凭被鉴定人陈述有被人追杀等妄想，再加上利害关系人的辅证就可以证实存在“精神障碍”，会不会引发更多的嫌疑人群起而效仿？很多网民已在追问：鉴定人员对伪装的“妄想症”能否识别？又如何识别？有无相对客观性的确症依据？

鉴定人员被称为“法官之前的法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鉴定人员也会犯错，甚至也会腐败。鉴定的权威需要同行的肯定，也需要法庭质证，更需要对大众的关切给予有效回应。 》》》阅读全文

担忧——

精神鉴定能否左右南京车祸案

午光言

南京宝马肇事案因现场惨烈，备受社会关注。排除醉驾和毒驾的可能后，涉事公安机关公布了对肇事司机精神方面的鉴定意见，舆论再次哗然，公众质疑不断。

尽管案件还只处于侦查阶段，因司法鉴定对定罪量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公众对此尤为关切。毕竟，一旦确认肇事司机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就有可能依据刑法第18条的规定，对其“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对肇事司机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阅读全文

观点——

精神鉴定不能与司法裁判划等号

许辉

鉴定意见只是鉴定人对刑事责任能力作出的建议性判定，并不能与司法裁判划等号，并不能对法官产生必然的约束力。法官不可能也不应先入为主地信赖精神鉴定的效力，只有经过充分的庭审质证审查，结合被告人的精神病性质、程度以及与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关系等因素，最终决定是否对该鉴定予以采纳，以判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即使肇事车主的精神障碍鉴定通过庭审质证得到了法庭认可，也并不必然地会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刑法对此规定是“可以”而非“应当”，法庭将结合行为人精神障碍的程度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紧密程度来裁量。也就是说，肇事司机以195.2公里/小时的速度闯红灯这一危害行为，与鉴定出来的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之间，因果关系有多大，关系越大就越有可能会“从轻或减轻”，关系越小就越有可能不会“从轻或减轻”。 》》》阅读全文

建议——

“急性精神障碍”鉴定如何才能取信于人?

张松超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语境下,“精神障碍”鉴定是否科学准确,除了关乎具体案件的事实真相和定罪量刑,更关系到能否确保“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如果相关司法鉴定结论不能充分取信于人,受害者家属和社会公众都对“精神障碍”鉴定结论心存疑虑,基于这一鉴定结论的司法审判,势必不可能“提高司法公信力”,也不可能让人们“感受到公平正义”。 》》》阅读全文

南京宝马案回应质疑应更有力

傅达林

专业化时代，知识也是一种权力，尤其是当执法需要借助知识权威时，更需要对知识权力本身进行规范、约束和监督。无论是精神病鉴定还是司法过程本身，都是专业知识判断，都需要遵从公开透明的程序法则，如果一味以专业知识权威自居，拒绝向公众开放，那么再客观公正的结论都可能遭遇被质疑的结果。在南京宝马案中，舆论一路盯住不放，并对鉴定意见提出疑问，无非是担心暗箱操作，会损害社会公正的底线，蚕食司法正义的基石。

因此，面对质疑，刑事执法不能放弃说理，专业知识判断亦不能放弃说理。化解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焦虑，增进当事方对司法结果的信任，传递司法公正的品格，都需要刑事执法机关在各个环节不断完善，恪守程序正义，以更加中立、更加透明、更加开放的程序推演，展现执法的无偏私。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