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社会中的“旁若无人”

　　漫画/曹一

据报道，前几天有一名女子在上海地铁吃凤爪，骨头随地乱扔。乘客指责其行为不文明，结果却反遭辱骂。而当央视采访该女子时，她的回应是，她没有故意扔垃圾，她的行为既没有打破文明尺度，也没有打破治安管理制度，也就是说她没有任何错。

严格说起来，这女子的话还真不好反驳，因为“文明尺度”是不易把握的，类似于英国衡平法史上的“大法官的脚”，“衡平法与一个人的良心是一致的，这个人就是大法官。它有多宽，衡平法就有多宽，它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即使他们确定了衡量标准，也只有这么一种，我们称其为‘大法官的脚’。”衡平法带有很强的个人性，而我们日常所谓的“文明”，也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就像在地铁里吃凤爪或吐痰，有人会认为“不文明”，也有人认为是小题大做。但这些并不能说明她在公共场所中这种“旁若无人”的生活态度的合理性。

其实，现实生活中这种“旁若无人”的现象多了去了。记得有一次在学院图书馆查资料，许多同学在安静地看书，偶尔有同学轻声说说话，也影响不到别人。但是这时书架那边却有较大的电话铃声响起，铃声过后，让人更不爽的就是机主毫无顾忌地大声讲电话，电话内容是在约“中午和谁谁吃饭”的事，那声音，那动静，就和在自己家里或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样“旁若无人”。我最初也和学生们的反应一样，期盼着该男子尽快挂断电话。可过了好几分钟，那人还在不停地大声讲着，而且并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我实在忍不住，走过去说了几句，“请你讲电话声音小点儿好不好，大家都在看书呢。”男子看了看我，没吱声，把书放书架上后打着电话走了。

像在公共场合嗑瓜子、吃味道比较重的食物、随地吐痰或丢垃圾、大声讲电话等情形，几乎随处可见。这都是只顾及自己享有做某事的权利，而忽略了在公共社会中权利行使应有的界限，没有养成“你挥舞拳头的自由止于我的颌下”的最低限度的规则意识。

国人的这种“习性”倒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其来有自。一百多年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Smith），在其著名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就曾以《缺乏公共精神》为名，专章论及于此。他用白描的手法，把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的生活展现在出来，让今天的读者仍觉置身其中。比如他说有人想装卸货物，便把马车停在马路当间，任何想要使用这条道路的人，只能等他干完才能再往前走。如果一个农夫碰巧要砍倒一棵树，就会让这棵树横躺在路上，赶路的人只能等着他砍完搬走。现如今我们的大城市里已经没有了马车，不过，我们有时候会被堵在生活区中比较狭窄的路上，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只不过堵路的汽车司机下车买煎饼果子去了。

明恩溥描述中国大多数城市当之为街的狭窄通道，无不为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坊所阻塞。“杀猪的、剃头的、流动的食摊、木匠、箍桶匠，还有其他各种手艺人，都各自在路边安营扎寨，随着大都市的生活节拍一起跳动。”明恩溥描述的许多“手艺”在今天已经消失，不过“营业方式”可还是一仍其旧，许多人肯定见过沿街商铺摆在门前的烧烤炉，也见过加工铝合金门窗者在门前切割电焊的场景。和一般老外写中国时只着皮毛而搔不着痒处的书不大一样，明恩溥的刻画和描摹可谓入木三分，让人觉得尴尬，却又不得不佩服他观察的敏锐与精准。如果这本书中的篇章是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发表的，那作者一定会被中国网民好好“修理”一番。

书后的附录中就有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于1936年写的评论，他说最早看的《中国人的素质》是日文译本，在许多页的空白处，“有不少铅笔写的批评，其中大部分是别的读者在读时发生的反感，还恍惚地记得有‘胡说’和‘放他娘的……’等类的话”。这也难怪，“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最讲面子的民族，遇到别人直白地指出我们的弱点时，我们少有受得住的。”只是看看当下凤爪女、电话男的行为，我们也只能深自感叹国民性改造之艰难。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今天已有很多人能站出来谴责凤爪女或电话男，而这并不是怕外人笑话，实在是因为觉得这种“旁若无人”的行为，已越来越为社会生活所不容，虽然仍有人对此“不以为意”，但在众声谴责中终究难保颜面。毕竟，公共生活必得有公共精神始能维持。

马建红（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