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在喧嚣悖论中经受阵痛

马晓霖（博联社总裁）

3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人大会议期间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外交和热点问题答中外记者问。19个问题数量之多为近年类似活动之最；不设禁区也不躲避尖锐问题，也相当罕见。这场打开窗户说亮话的外交政策宣示精彩纷呈，立场无懈可击。但是，问答间也折射出中国和平崛起和大国外交的现实困境，即在各种内外喧嚣和悖论中经受阵痛与考验。

“中国威胁”论与“弱国外交”论之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力明显提高，引起不少友邦惊诧，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流行于世，沸沸扬扬，全然无视中国东南海疆外国炮舰耀武扬威的现实。同时，部分国人头脑发热，以为中国已强大无比，不能总是交涉、谴责与抗议搞外交，而应诉诸炮舰外交。如何在这两种对立论调中秉持中道不失自我，将决定中国外交的成败与和平崛起的效果。

“国强必霸”论与“韬光养晦”论之困。西方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不仅操控着列强的国际关系视野，也指导着它们转移权力的行为实践。在它们看来，强国必霸，中国必战。然而，短短60余年自主道路探索，38年改革开放发展，中国仍在大而不强的初级阶段，部分国人也难以自持，主张彻底放弃“韬光养晦”这一外交基石。既要让世界相信，中国不曾称霸，反对称霸，也永不称霸，也要说服国人，即使强大如美国也要“韬晦”依旧，不能重蹈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覆辙，对中国外交与和平崛起而言，至关重要。

“另起炉灶”论与“投降主义”论之困。中国复兴与发展，必然伴随着对国际事务参与的程度加深和频次加快，而垄断国际政治、安全、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列强，既要求中国“萧规曹随”多做贡献，又试图减少决策权让渡，还反诬中国试图打破战后既有秩序另起炉灶。同时，部分国人罔顾现实，以“投降主义”抨击中国柔性外交，呼吁与美国争雄并重构现有国际关系体系和力量格局。如何适应和改良既有国际规则和秩序，也决定着中国外交能否赢得内外理解，和平崛起能否趋利避害。

“新殖民主义”论与“撒钱外交”论之困。中国经济发展已陷入新瓶颈，必须通过新一轮改革开放释放空间和挖掘潜能，鼓励资本、企业和国民走出国门，在全球化进程中寻找新商机，是突破方向之一。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有和共享“一带一路”发展愿景，某些外国政客和媒体将其抹黑为输出“中国模式”，甚至喻之为“新殖民主义”。同时，部分国人一叶障目，把“海外中国”庞大利益存在与维护，指责为“撒钱外交”，制造了不少内部干扰。如何消除两极噪音，让“一带一路”深入和深得人心，也是对中国外交与和平崛起的大考。

“大国责任”论与“小国寡民”论之困。独行快，众行远，这是基本道理。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完全不靠外援而独立存活与发展，国家穷富大小，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相互依存。当下中国面临外部各种“免费搭车”和推卸国际责任的不公指责，部分国人又反对中国以平等互利互惠方式，向发展中伙伴提供援助，甚至忘记中国困难时刻领受“穷兄弟”的滴水之恩。顶住压力承担恰如其分的国际义务，宣教国民改变“小国寡民”和“小富即安”心态，是支撑中国外交与和平崛起软实力的要务，必须知难而进。

“双重标准”论与“国际规则”论。世界处于民族国家时代，没有哪个国家是彻底利他主义的道德楷模，相反，个别大国到处推行利己主义的“双重标准”和本国“例外论”，并试图强加给中国。部分国人却天真地视这种霸道逻辑为金科玉律，奉这种霸道方式为“国际规则”，对中国正当维权横加指责，加剧中国外交与和平崛起的舆论困境。破解内外干扰和逻辑悖论，中国外交需要更多定力和坦然，也需要呈现更多国际博弈的真实图景。

合格大国和强国必然是内保民权，外争主权，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从两个维度看都在学习和探索、尝试。在此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必然身处风口浪尖，因为国力不足要靠外交转圜，国家利益要靠外交呵护，国民境外风险要靠外交消解，国家地位和国民尊严最终也会体现在国际形象和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与维护上。因此，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襟怀天下，是大国国民必须具备的历史和全球视野，多一点这种视野，就多一份对中国外交的理解，多一份对和平崛起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