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卫计委、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虎扑篮球：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每千名儿童床位数增加到2.2张，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0.69名。合理调整儿科医疗服务价格：对于儿童临床诊断中有创活检和探查、临床手术治疗等项目，收费标准要高于成人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并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提高儿童手术收费标准应当联动
谭浩俊
如果说看病难、看病贵是困扰广大居民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的话，那儿童看病难、看病贵则是更加严重的问题。特别在少数大城市，儿童看病更成了家长最为头疼、最为焦心的难题。因为，不仅有排不完的队，还有交不完的费。也就是说，尽管看起来手术费标准等偏低，但家长实际需要支付的医药费一点也不少。
事实上，公众并不反对提高儿童手术收费标准，目前的收费标准，确实偏低，也影响了执业人员的积极性，造成愿意从事儿童医疗的人员越来越少。但是，单纯依靠提高儿童手术费标准，是否就能够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呢？就能解决儿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呢？显然也是一厢情愿。要知道，儿童手术收费标准偏低，只是一个表象。对家长来说，儿童生病以后，只要到医院看病，就会被医生安排从事各种各样的检查，且都收费标准很高。加上目前儿童药品价格也远高于成人药品，那么，综合看病成本并不低。如果再提高手术收费标准，就等于加重儿童看病负担，显然是不合适的。
需要注意的是，儿童看病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医生不愿从事儿童看病业务，是因为给成人看病不仅难度较小，而且待遇较高。更重要的，由于儿童看病风险也远大于成人，医生可能遇到的伤害也会更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自然愿意选择给成人看病，而不给儿童看病了。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从事儿童看病服务的医务人员相对较少，儿科医生的工作量也要远大于给成人看病的医生，且往往会因为儿童自己不会表达病情，需要花费的时间更多、精力更多。一名儿科医生，每天的接诊量可能是成人医生的两倍以上。但综合收入却远低于给成人看病的医生。如此一来，愿意从事儿童医疗事业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有的医院，就干脆取消了儿科。
提高儿童手术收费标准，以此来更好地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确实是解决医疗机构内部不平衡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鼓励医生从事儿童看病的一种有效方式。前提是，不能单向行动，而必须实现联动。单纯依靠提高手术收费标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儿童看病医疗资源缺乏的矛盾，也未必就能调动医生给儿童看病的积极性。相反，会进一步加剧医患矛盾，激化病人家属与医生的对立。一旦出现手术不成功等方面的问题时，儿童家长会更加对医生、对医院有意见，甚至爆发冲突。
在儿童看病问题上，一方面，需要通过提高收费标准、提高儿科医生待遇来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鼓励更多的医生从事儿童看病工作，从而有效化解医患矛盾；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降低药品价格，减少各种无谓的检查，减轻儿童看病的负担。同时，相关的医疗保障制度也要跟上，能够不因为手术收费标准的提高而明显加重儿童看病的负担。尤其是药品价格，不能明显地违背价值规律。如某些儿童药品，因为价格相对较低，被企业和医院全部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成人药品儿童化。再如某些检查，完全可以避免，也因为医生怕承担责任或增加收入，随意增加，等等。
尤其令家长担心的是，由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一些规模较小的医院取消了儿科，压力全部转嫁到了大医院或儿童专科医院，也使得儿童看病的效率大大降低，医生负担过大，看病的质量大打折扣。所以，如果不综合协调，联动发展，提高儿童手术收费标准，是不可能解决儿童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
总之，解决儿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是要从源头抓起，从优化儿童看病资源、增加儿科医生、增添病床、降低药品价格、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入手，该提高的手术收费标准要坚决提高，该降低的药品价格也要坚决降低，该配备的儿童看病医疗资源也要坚决配备。只有这样，儿童看病问题才能解决好，才可以有效减少这方面的医患矛盾。
先别对提高儿科服务价格泼冷水
屈正州
人们常把简单易做的活计喻为“小儿科”，似乎儿科相比于其他科室，做医生更容易，实则不然。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期，身体机能尚未完善，加之患儿的表达能力较差，使医生不能准确了解病情，这都加大了诊疗的难度。如果再有一帮亲属在病房周围严阵以待，都使医生面临巨大的压力。
儿医重任在肩，其收入却与其付出不成比例。据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的调查显示，儿科医生的工作量是其他普通成人科室的1.68倍，但待遇却仅为其46%。这种情形无疑会严重挫伤儿医的工作积极性，影响到这一群体的职业稳定。实际上，儿科医师紧缺困局业已显现，我国每千名儿童仅有0.53名儿科医师的现状，已给如何稳定这一从业群体乃至吸引更多人从事这一职业，鸣响了警钟。
对任一行业来说，只有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才会激发从业者的工作热情，令其感受到职业尊严与成就感，对儿医而言尤其如此。提高体现儿医技术劳务特点和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便是让儿医的服务价格能真实反映其劳动价值的体现。培养一个合格的儿科医生，从本科开始至少需要8年。在实际工作中，更由于儿童的生理特点加大了儿科手术的难度，技术含量高，工作强度大，其医疗收费价格却与成人定价无异，显然是对儿医劳动价值的漠视。正因如此，近年来有识之士屡屡建议理顺儿科医疗技术劳务价格，建立符合儿科特点的薪酬激励制度，此番相关部门采取的举措，可视作是对舆论关切的积极回应。
诚然，这种单兵突进式之举，能否起到振兴儿科事业健康的预期作用，尚待观察。打破儿科医师紧缺困局，还需要从恢复儿科学专业招生以解决后备医师来源、放开社会资本参与儿科医院建设等多方着手，但也大可不必对此举泼冷水，认为它将加大患者的就医负担等，这也有待相关配套措施及时跟进，尽量做到两全其美。无论如何，提高儿科服务价格会促进儿科医师的价值回归感，提高其职业尊严，这种进步就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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