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反映人民呼声

近期，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火了。不管线上线下，人们张口闭口就是“侯亮平”“高育良”“李达康”“祁同伟”，不少人热衷于“对号入座”，一一为剧中人物寻找“原型”。各社会阶层的代入感表现得如此强烈，从近年的影视剧作品来看，并不多见。

一部已经成型的艺术作品，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或者说仍有一些思虑不甚周详之处，也是很正常的。如何评价，原本就没有标准范式，如果从接受美学的理论看，公众的参与及批评也是完成剧本的一个环节，观众的品头论足，本身就是文本的再创造，是艺术实现价值的必要过程。而这部剧中，最吸引人的话题自然是反腐。无论是家里多处藏满赃款却假装清廉的赵德汉，还是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动作不断”的高育良，抑或是那位卖了房子住到养老院的老检察官陈岩石，这些人都有着无限的话题延展性，可以让人多方评说。

但拂去“反腐”这一主题，人们不难发现，这部剧反映的其实是当下中国社会一个波澜壮阔的切面。就像编剧周梅森所说，《人民的名义》就是“想做一个大中国的故事，从官场的高层到底层的弱势群体都有涉及，同时借人物、剧本把自己对中国十几年来巨大的社会思索量容纳进去”。这里面有丰富的社会样态，是一个综合的容器。反腐之外，有丰富的现实人生，乃至深广的社会焦虑。比如，如何协调城市发展中的拆迁与补偿问题、普通民众遭遇冤屈后如何伸张正义、下岗工人的生计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某些官员眼里可能只是宏大发展布局下的必然代价，但具体到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民众身上，却是千钧重负。

大概已有十多年了，因为类似反腐题材影视剧供给稀缺，尽管中央“打虎”“拍蝇”的行动雷厉风行，摧枯拉朽，但囿于文艺作品在此方面反应滞后，公众往往鲜有一个可以充分讨论的“共同话题”。而《人民的名义》显然满足了这样的公众诉求，反腐之外的社会焦虑也由此进入公众视野。人们发现，与反腐相比，如何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或者遭遇侵害如何找回公正，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破解诸多症结的关键，无疑应该是制度建设，通过完备的制度建设约束权力，重塑正常的政经生态。一方面可以扩大反腐的战果、固化反腐的成绩，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深化和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另一方面，也可以切实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缓解民众的焦虑感和不安感。

如果说，围绕《人民的名义》展开的讨论，能够真正有所触动，并产生某种改变“国家命运”的力量的话，那么讨论理应进入这一更深、更广、也更迫切的层面。毕竟，政治和社会生态的修复，乃至民生焦虑的纾解，都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更大的气力和更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