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许可证承载了几多制度交易成本？

本周三，国务院决定再砍掉22类量大面广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经此一砍，仍然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将压减到38类。今年以来，国务院已三次部署生产许可证改革事宜，每次都由李克强总理直接过问，“逼”着诸多发证部门“自断财路”，推着这些部门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的阶段性任务。

“放管服”改革为什么要对生产许可证下刀？简单一句话，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发证部门“行政创收”、直接和间接“行政敛财”的工具。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职能改革及小金库被取消，发证部门明面上不能直接向企业收费，那就改由下属事业单位或选择所谓“市场化”的办证中介收费。办证中介由此滋生为令人眼馋心热的“热门产业”。

可如此之下，申领生产许可证，就成了众企业谁都无法“逃脱”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大把出了“血”却还敢怒不敢言，因为生产许可证不是“一劳永逸”的，把发证部门给得罪了，定期复验时很可能惹上麻烦。而复验一旦遭卡壳，那就是非法生产了！

企业生产产品要先申领生产许可证的制度安排，在我国已存在数十年。1980年，乡镇企业在中国兴起，粗制滥造、假冒伪劣成风，最丢人现眼的诸如温州的“纸板皮鞋”，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1984年4月，国务院颁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生产许可证制度成为中国特有的产品质量前置监管手段。随之，生产许可证申领与复验，逐渐形成一个令人苦涩的“市场产业”。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当年的乡镇企业早就淹没在历史尘埃里，中国制造亦开始向中高端转型且步履越走越快，但因为有利可图，国内工业产品质量监管，非但没有采取国际通用的过程监管，而继续采用实际效果乏善可陈的生产许可证制度，考虑到此时政府行为已开始受法制约束，有关方面遂将1984年版的“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升格为正式的“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从法制层面进一步固化了有违国际通行做法的生产许可证制度。

我国纳入国家统计的工业品门类共有460余个，而纳入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工业品门类则多达487个，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门类，均须申领生产许可证才能进行生产。2015年，本届中央政府自身改革持续发力，经几轮阻力极大之砍压，不合时宜的生产许可证才缩减到本轮砍压前的60类。

然而，数量的大幅压缩仍然令不少企业高兴不起来，问题出在哪里？本周二召开的全国推进“放管服”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说：“生产许可证虽从最初487类缩减到目前的60类，但掰开来看，这60个大类里面还套着小类，小类里面还有单元，单元里面还有品种，林林总总有近千个，而且多个部门还存在高度重复许可问题。”

大类、小类、单元、品种……如此这般，其中有的分明是为获利设卡。一家饲料企业已申领到生产许可证，可有关部门并不肯放过它，上门找碴：“这饲料喂大猪、喂小猪还是喂乳猪？而且还要企业提交工艺和配方！”这副腔调、这等做派，就差大猪、小猪、乳猪的饲料都得单领生产许可证了。一家冰箱厂，所产冰箱有大小之分，却要申领两份生产许可证，作两份强制安全认证。如此不近情理，人为增加企业负担，无非是办证和认证都有利可图也。

“许可证革命”革的就是部门利益，反复拉锯势所必然。中看不中用的生产许可证大部分取消后，“放”的一块大体做到了，但“管”与“服”的挑战亦徒然放大了。让企业真正实现轻装前行，依然前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