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结束后的晚宴上，莫言脱稿讲话，并且以这样的结语概括了他自己对文学功能的认识：“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这个否定性的修辞或许可以看作莫言小说写作的秘密，也是我们阅读莫言的入口。

莫言的这句话说明，莫言不是为了社会教化的目的而写作，文学写作是诉诸作家个人心灵的一种方式，是作家以其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途径。而作品的社会意义，无非是读者与作者的心灵碰撞的结果。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理解，莫言的小说并不提供绝对正面的价值，而是通过不断消解，以否定的姿态批判和讽刺了笼罩在宏大理念下的荒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言无疑是批判家鲁迅的传人。

即使在早期的“寻根”作品中，莫言的怀旧感就怀有某种不纯粹的暗流。《透明的红萝卜》带有象征主义的情调，主人公黑孩在小说中几乎一言不发(“莫言”的化身？)，而他的纯真和幻想总是被生活中的不幸所打断。到了《红高粱家族》，莫言的野性风格开始暴露。这个描写土匪抗日的故事充满了战争和爱情的血腥与狂暴。小说用“我爷爷”“我奶奶”“我爹”这样的人称叙说和渲染祖辈们年轻时的方刚血气，具有明显的突兀效果而又不无挑战平庸现实的意味。之后，莫言在《欢乐》《红蝗》等作品里语言的放纵恣肆从寡言跃向了聒噪，从美学走向了“丑学”。

《十三步》可以看作是莫言后期风格的开端：方富贵猝死之后又复活，被妻子认为见了鬼，只好动手术把容貌换成邻居和同事张红球，而真正的张红球却被整容师妻子驱逐出去流浪街头，遭遇各种倒霉事情。问题是，方富贵为了不让妻子惊恐换成张红球的脸，却反而无法使妻子相信自己的身份。方富贵只好在明里当了整容师的“丈夫”，而在暗地里还试图“勾引”自己的妻子。小说表达了一种卡夫卡式的主体的错乱或丧失，不过不同的是，这种身份的危机竟然是舍不得轻易放弃的：方富贵在朋友之妻那里获得了别致的满足，又在自己的妻子那里获得了偷情的快感。小说叙述的反讽将粗鄙、卑劣、不幸的现实生活赤裸裸地展示出来，却始终保持着愉快轻松的语调，形成强烈的反差。也可以说，莫言不是简单地揭示现实的残酷，而是将悲剧以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以自我滑稽化的叙事声音杜绝了那种将现实悲剧化之后施以同情的虚假高姿态。

莫言小说的成就在《酒国》里达到了高峰。这部小说不但触及了现实最骇人的部分，而且表现了暴行在正义和理性幌子下隐秘而不可穷究的本质。小说中，侦查员丁钩儿到一个名为酒国的地方去调查腐败的政府官员吃婴儿肉的事件。但英雄与小丑之间仅一步之遥：这位侦查员在嫌犯招待他的筵席上不能自持，加入了吃婴儿的行列(当然也因为主人声称吃的是“人工”的婴儿)，一醉方休。侦查员继而陷入了与嫌犯妻子的奸情，被活捉受辱，落荒而逃，最后落得个掉入粪池淹死的下场。小说的叙述大量依赖于戏仿的语调：那种宣传所特有的语汇、句法，以及主流文学里过于高尚的辞章，以极不谐调的方式参与了对污浊和残酷现实的描写。

《生死疲劳》里也有一个丑角般的人物名为莫言，一个巧言令色、擅长虚构的底层写手，可以看作是作者莫言再一次的自省和自嘲。莫言揭示了写作行为在作品进程中的虚妄，应和了他所说的“没有用处”的文学。而莫言作为他自己小说人物的卑微形象，也可以和真实的莫言在现实层面上言辞闪烁的懦弱性格相映照。书写“没有用处”的文学和扮演“没有用处”的作家，无不迫使我们通过体验主观与客观的巨大反差，感受到世界的无情。

□杨小滨（文学评论家）

上周五晚上，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在斯德哥尔摩这座曾经诞生过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城市（他的名言被用锃亮的不锈钢镶嵌在市中心一条繁华的步行街地面上）向全世界讲了一个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一个来自中国北方农村的孩子如何成长为风靡全球的成功作家的故事。

不管你喜不喜欢莫言这个人，甚至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讲的那些离奇粗粝的故事，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那些故事触发了这个星球上许多人的共鸣。在这个人们的讲故事能力日益退化的时代，世界上地位最高的文学奖作出了它的判断，也给出了一个方向。

讲故事能力的丧失

大约五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复旦大学旁听一场虎扑篮球：中国文学的学术研讨会。其间，上海一所著名高校的中文系主任滔滔不绝的演说气得我差点没把桌上的茶杯朝他扔过去。他的发言中充斥着佶屈聱牙的词组和长句，例如“不易获得性”、“作为一种宏大叙事的‘中国问题’遮蔽了主体的在地属性”等等。

如果他的头衔不是某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的话，我肯定不会那么生气。我也算是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了，不仅在很小时候就囫囵吞枣地读过《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这些公认的名著，甚至还饥不择食地读了许多诸如《荡寇志》《平妖传》《七侠五义》之类文学价值一般的作品。因此，我当时真想上前质问这位教授：你说的是人话吗？李白、杜甫和曹雪芹教你这么说中国话的？

无疑，那场虎扑篮球：中国文学前景的研讨会加深我对中国文学前景的悲观。假如中国大学里的中文系教师都是这么说话和思考问题的，中国文学的读者不流失才怪呢！当我们从一天天打开的国门外舶来越来越多的新鲜观念以后，何以我们自己连好好说话的能力都萎缩了呢，遑论讲述好听有趣的故事？

许多人——包括莫言的批评者们——会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归咎于社会环境：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后来又加上了商业化的逐利氛围，最近又变成了技术进步导致的社会变迁，这些可能都是原因，但如果政治是主因或根源的话，那就等于宣布：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比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文化上要更加自由和开放。我曾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真正生气的不是这个时代缺乏文学大师，而是到处看见一些人把自己打扮成时代受害者的那种拙劣姿态，仿佛只要把他们从享受着纳税人供养的温暖的作协大院扔到风雪交加的雍正年间的大街上或破庙里，他们就一个个都会写成《红楼梦》似的。

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我们讲故事的能力大大地退化了，我们甚至已经失去了讲故事的热情。如果说我们民族历来不擅长思辨的话，我们的祖先在讲故事的方面却是不会输给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就拿被莫言本人当作导师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如果他读到过《太平广记》和《聊斋志异》的话，相信即便不是甘拜下风，也至少会肃然起敬。而后者的作者蒲松龄，正是莫言的一位伟大同乡。

回归故事的成功

失去讲故事能力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任何时代都需要故事，精彩的故事永远都有听众。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着一本名叫《故事会》的民间文学杂志，创办到现在已有近半个世纪。尽管它从不被人认为是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刊物”，但其发行量却一直高居全国乃至全球期刊前列。这就是故事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魅力，遗憾的是，这不是一个能够令人振奋的正面例子。因为《故事会》的故事水准距离我们应该达到的高度毕竟有太大的差距。那么，真正的好故事在哪里？会讲好故事的人又在哪里？

这是一个宏大无边的问题，而且注定见仁见智，但至少莫言给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清晰答案。在恍若童话故事般的斯德哥尔摩，莫言告诉那些热切地想要聆听中国故事的西方听众：好的故事说到底就藏在母亲心里，飘荡在故乡田野上，等待着具有天赋的人去挖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讲故事方式，但故事的本质是永恒的。而那位可笑的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却错把刚刚进口来的“最新款”话筒当成了故事本身，久而久之竟忘记了母亲是怎么教他说话的！

这就是连接斯德哥尔摩与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条隐秘纽带。长期以来中国文学艺术一直困扰于“如何才能被世界接纳”这个问题，莫言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只有更好地理解了母亲说的那些，通往斯德哥尔摩的道路才会向我们展开。

□陈季冰（上海 时评家）

莫言旧居的文化意义恰恰正在其旧。土打的院墙，灰白的瓦片，老式的木格窗棂，乃至旧居的残破，才是最为真实的。

莫言获奖以后，莫言旧居要不要修、如何修，就成了一个问题。

据报道，莫言获奖之后，当地管委会提交了规划，打算花费50万元人民币对旧居进行整修。但90岁高龄的莫言父亲管贻范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莫言是从高粱地里走出去的人，通过自己的辛苦写作成名了。去年不同意修缮，今年拿了奖，同样不会同意。那样太张扬了，做人要低调，我们自己动手修修便可。”

高密想借莫言的名气开发旅游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段时间以来，当地透露出来的一些开发计划，遭到了舆论的质疑。如果这还不能令当地某些政府机构和官员觉悟，那么，整修莫言旧居这事，还是有必要继续唠叨唠叨。

50万整修莫言旧居，很可能干成一件焚琴煮鹤的傻事。50万在山东农村完全可以建一豪宅了。莫言的旧居也不大，真不知道当地要在这几间房子上怎么花，才能花上50万。这些钱，就是把莫言旧居推倒了，按照明清仿古建筑样式重建一遍，恐怕也花不完。莫非，还要在此基础上，把莫言旧居搞成一花园式建筑不成？

现在，莫言旧居的文化意义恰恰正在其旧。土打的院墙，灰白的瓦片，老式的木格窗棂，乃至旧居的残破，才是最为真实的。莫言家并不富裕，也没有必要向外人掩饰旧居的寒酸。目前的旧居，基本原样呈现了莫言青年时期的生活状况，就很好。也正是这样，很多游客来了才会心生感慨，才感觉到真实，才能代入一种历史感。

如果当地投入巨资，把莫言旧居整修得花团锦簇，反倒如焚琴煮鹤、花间晒裤，大煞风景。这就相当于把真正的莫言旧居给毁了。

而且，不能不说的是，莫言旧居至今还是管家的私人财产。要不要整修还是莫言家人说了算。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也意味着，管家想整修就整修，想不整修就不整修，当然，他们也有权利决定花谁的钱来整修。因而，地方政府哪怕是出于好意，要给人家整修，只要莫言的父亲不同意，这事就不能干。

再说，当地投入50万整修之后，莫言旧居算谁的？如果还是管家的，相当于将公共财政资金给了私人，这是不是国资流失？如果借此将管家老宅给占用了，这又是否为一种目光短浅的巧取豪夺？须知道，因为莫言获了诺奖之后，管家老宅的价值就已经具有了文化价值，不可再用金钱计算，当然也不能按照当地普通民房的市场价值衡量。

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值得欣赏的就是莫言家人的本分、朴实、低调。倒是当地的一些政府机构、官员，按耐不住，跃跃欲试要搭莫言和诺奖的便车。这趟便车不是不能搭，关键要看怎么搭。没文化、没水平地硬往车上爬，恐怕是姿势难看令人笑话的。

□新京报评论员 于德清

莫言获“诺奖”的新闻事件还在发酵,估计会持续到12月10日的颁奖以后。莫言在获奖当天就很清醒地说,希望尽快从喧嚣中摆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也告诫采访他的记者,说,你们明天该干什么也去干什么。引来一片笑声。但记者同行是不会突然停止的,像刚转起来的陀螺,还要随着惯性转一阵子。这些都可以理解。毕竟,对“诺奖”,我们等得太久了。

我注意到,有些媒体炒着炒着,慢慢就拐了弯。先是炒在北京城内有多处豪宅的陈光标要赠送莫言房子,后是炒作高密要斥巨资种万亩红高粱,再后又炒作莫言的版权,“诺奖”评委马悦然老先生又来凑热闹。等等。地方旅行社、旅游局、出版社,都蠢蠢欲动。莫言获得“诺奖”成了最大的娱乐事件,热热闹闹中,文学却被放逐了,缺席了。

回过头来,看莫言获奖报道,我发现好多稿子甚至把莫言的作品名字都弄错了。好多记者根本就没有读过莫言的作品,在复述故事梗概的时候,张冠李戴。南方一家著名的周末,在记述莫言的爷爷的时候,一会儿是爷爷上过私塾,一会儿又是大字不识,让人看了感觉云里雾里。我看了几十家媒体的对莫言的专访,你“参考”我的,我“参考”他的,大同小异。关注“诺奖”能带来多少钱的多,关注文学的少；关注莫言本人生活状态的多,关注莫言创作状况的少。换句话说,也即是看热闹的多,看门道的少。由此也看出传媒业的浮躁状态。

我真希望莫言获奖传递出正能量。希望我们把莫言的书找出来,仔细看一看,琢磨琢磨。我身边的好多文友是这样做的。我现在看莫言的小说,是这样的心态,就跟去年我看获“诺奖”的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前年看巴尔加斯·略萨,大前年看赫塔·米勒一样,淡化了国籍,强化了文学。从这些获奖者的作品里寻找美的滋润,寻找异于常人的奇思妙想。每次寻找,都有收获。有时候,看这个获奖人的书的时候,想起了那个获奖者,于是又翻箱倒柜找出来,如获至宝。以我的阅读经验,获“诺奖”的作品,总体不差,值得信赖,有的我很不喜欢其中的某个长篇,但总有喜欢的地方,比如短篇,或者随笔。

对“诺奖”作品,一开始读的时候,还在想着诺贝尔奖,有时还想着小说的技巧,怎么开头,怎么结尾,用什么细节推进故事。但是当我真正读进去,忘乎所以到不能自拔,什么诺贝尔不诺贝尔的,全忘了。只感觉这是本引人入胜的好小说,作者太高明了,相见恨晚,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就够了。我很满足,如饮一杯美酒,余香满口,什么肴不肴的。这次看《天堂蒜薹之歌》,跟24年前看不一样了,我有了阅历,理解得肯定不一样。但关键还是小说好,那股文字的气势,依然将我弥漫,如酷暑饮冰。莫言是一个值得苛求也值得期待的作家。

传递“诺奖”的正能量,包括对莫言故乡的尊重,对莫言亲属和家乡人的尊重。尽量少地打扰那片故土,尽量少地干扰平静生活的人们的平静。说白了,“诺奖”,就是一个奖。知道莫言获了,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吧。当然,对莫言故乡、旧居,完全不打扰,也是不可能的。我的态度是,最大限度地少打扰。

我想起莫言获得“诺奖”那天夜里,我们在高密,我打电话给高密的一个同学,我问他,知道莫言获奖了吗?他说不知道,我说,外面都放鞭炮庆祝了,你怎么会不知道?他说,就是不知道啊,我要评职称,你帮我找个刊物发篇论文吧,版面费我照付,愁死了。我一时无语。我可以说同学你真不浪漫,但不能斥责人家回答的不真实。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

至于想借莫言之光,获取自己看得见的利益,那都是一厢情愿的事,十分不靠谱。真正沾莫言的“光”,就是从他的书里面得到精神上的愉悦,感受到他对人生的态度,对文学的态度,对社会的态度。

如果你不愿意读莫言,那就看看金童玉女级的明星董洁和潘粤明的离婚大战吧,好玩,好笑。当然,也好没劲,看多了倒牙。

自从斩获诺奖以来，莫言的旧居因为当地官方的热捧，而备受舆论的关注。近日山东省旅游局调研组也来到高密，考察将莫言旧居开发成旅游线路的可行性，并提出要修缮旧居。不过当地村民说，莫言此前已屡次婉拒当地政府的修缮请求，觉得这样做劳民伤财。他甚至自掏腰包，给村里修了路。

消费名人，是许多地方的拿手好戏。近年来，咱们中国新出了不少享誉世界的明星，为国争了光，也给明星们的家乡官员带来发挥想象力的机会。譬如网球运动员李娜成名后，湖北武汉市为其立了雕像；女航天员刘洋返回地球后，河南林州市在其祖籍地特制了“中国第一女航天员故乡”的招牌，其母还在河南电视台获得了“当代孟母”称号。

搞不清楚，一些突然成名的明星被家乡政府消费时，是否给予了认可。当然，已故的名人和孙悟空、西门庆这类传说中的名人，是没办法向家乡政府开口讲话的，而健在的名人中却鲜有公开说“不”者。所以，莫言再三拒绝家乡政府修缮其旧居，显得颇有些令人意外，尤其是令地方官意外。听起来，那无异于向地方官的热情泼冷水嘛！

倒不是说，地方消费明星、大搞名人“故居热”有什么不妥，相反，适度而合理地宣扬名人效应，对传播名人思想、发展地方经济，都有好处。但关键问题，是要看那些搞法是建立在何种目的之上，有没有尊重名人或名人亲属的意愿，有没有尊重最广大群众的意见。我觉得莫言的上述言行就颇具讽刺味儿，我是这么理解的：自掏腰包给村里修路，提醒地方官，政府还有比修缮个人旧居更重要的民生事项要做。

当然，将莫言旧居开发成旅游景点，对有的官员来说，比给村民修路要实惠得多。所以说，修缮名人故居的出发点很重要。如果只是建立在创造GDP基础上的政绩渴望，那么这样的修缮注定文化味不足，而铜臭味有余。还有一点也颇具讽刺意味，就是我们许多地方官一方面对新成名的名人关爱有加，另一方面却在城建进程中拆除已故名人的故居、毁坏文物古迹，同时还美其名曰：保护性拆除。功利性的“文化保护”思维，可谓昭然若揭。而这，不就是莫言所说的劳民伤财么？

不论是“保护性拆除”，还是我行我素地对名人故居强加修缮，都是不尊重文化和名人的体现。前不久，高密市一位官员就如何劝说莫言父亲同意修缮其旧居，准备了这样的说辞：“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儿子已成为公共资源，“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这番话，听起来既像是一种习惯性用语，又仿佛是被“名人热”烤晕了脑袋。

显而易见，莫言泼下的冷水对醒神是有帮助的，至于哪些人能被泼醒，则取决于其犯晕的程度。

椿桦（媒体评论员）

一些地方一遇到对自己不利的报道，不仔细进行调查，就忙不迭指责媒体，这样做未免太草率。

莫言老家山东高密有关方面“计划投资6.7亿元，弘扬红高粱文化”，“种一万亩红高粱，每亩地补贴一千块钱”，引来众多批评声音。对此，高密市新闻中心负责人回应称，部分媒体的报道存在失实、夸大之处。

然而，曾经采访报道这件事的新京报记者，昨日在接受央广《中国之声》采访时却表示，当时高密“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给记者出示了文字材料，其中明确提到要“计划投资6.7亿元，弘扬红高粱文化”，而且接触的也的确是能“负责”的负责人。作为记者，她表示愿意与当地有关人员当面核实有关信息。

从既有的报道和事实来看，尽管“万亩红高粱”计划并不是高密市里的决定，但是，报道也从来没有说这是高密市政府的决定、是已经拍板的事情，自始至终用的都是“计划”。看过报道，读者也很明确地看出，是“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有这么一个打算。当事记者采访高密宣传部门介绍的“管委会”负责人时，这位负责人给记者拿出了相关的文件，这样的报道有事实、有文件、有依据、有当事人，何来失实、夸大之说？

要说夸大，也只能说是，当地有关部门和有关负责人的夸大，因为，他们数日之内，就把“2000亩红高粱计划”，夸大成了“万亩红高粱计划”。一株红高粱未见，在当地某些机构的纸上和某些官员的嘴上，计划就已经夸大5倍了。

而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当地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浮躁心理和夸大之风，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莫言获奖之后，高密就紧锣密鼓地开起了旅游策划会。高密市旅游局局长王剑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表示，整个山东的旅游口号也可以改一下，“一山一水一圣人”改成“一山一水一圣人一文豪”。这口号直接将莫言的地位拔高到了和孔子比肩的地步，这让亚圣孟子、武圣孙武、书圣王羲之等等山东历史文化名人情何以堪。

随着莫言获奖，高密一些部门、官员中的浮躁、夸饰心态，不仅是对莫言声誉的透支，也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矮化和庸俗化。对此，难免引起外界的诟病。媒体将这一切报道出来，并无不妥，而且也恰恰是对高密民众的负责，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决策失误和财政浪费。在追求“实事求是”的今天，已经不是当年浮夸风的年代了。

如今，一些地方一遇到对自己不利的报道，不仔细进行调查，就忙不迭指责媒体，这样做未免太草率。在公众看来，就是一种“护短”。

因此，高密方面最应该做的，不是指责媒体报道失实、夸大，而是认真对待舆论监督，从公共舆论中发现自己的问题，并深入反思，让当地的“莫言热”、“红高粱热”降温，让那些过热的头脑冷静一些，让那些非理性的“计划”回归常识。

□致渊（媒体人）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家乡的“莫言热”继续延烧。10月15日，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拿出了弘扬红高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的计划书，拟建设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胶河沿岸景观带，以及乡村度假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项目，总投资6.7亿元。其中，打算种植1万亩红高粱，每亩补助农户1000元。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希望“以大投入、大招商，推进大调整、大发展”，他潇洒地表示，“这一千万先要扔出去”，“赔本也要种(红高粱)”。(10月18日《新京报》)高密这种“莫言搭台，旅游唱戏”的“大手笔”，还是慎重一点为好。

作为本土作家，莫言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这是对莫言本人的肯定，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然而，当地政府的亢奋同莫言及其家人的清醒淡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名不见经传的潍坊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高密，能出现莫言这样一位著名作家，无论对当地政府，还是对普通百姓，都是一件可以引以自豪的事情。因此，莫言获奖当晚广告公司连夜加班，第二天政府机关大院、大街小巷、宾馆饭店，到处可见祝贺莫言的条幅和电子显示屏，应属正常现象。但是，地方政府此后的“连续动作”，似乎有点过了头。早在2009年8月，高密已建起了“莫言文学馆”。莫言获奖后,高密决定筹建更大的大纪念馆。受到舆论质疑后，馆长毛维杰表示，并非扩建，而是把现馆三四层开发利用起来;去年，政府曾经提出要修缮旧居，被莫言及家人婉拒。这一次，又计划拨款50万元对旧居进行修缮;至于投资6.7亿，弘扬红高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包括种植1万亩红高粱，甚至不惜“赔本”，则显得太亢奋。

与当地政府相反，莫言及其家人倒显得十分理智和淡定。对于斩获诺奖，莫言最初是“惊喜又惶恐”，但他表示“不要把获奖当作一个了不起的大事情”，“它就是一个奖状，得奖也并不是证明你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而不是奖项”，他希望“莫炎热”能够尽早平息。在10月18日出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上，他重申了此前多次表达过的看法：得奖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像过眼云烟一样飘过去，今后的创作、今后的道路才是实实在在，需要认真一步步走好的。莫言大哥管谟贤表示，“我觉得这个奖拿着很高兴，不拿也无所谓”。二哥管谟欣也说，“庄稼人走出去了，写了一些文章，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对于陈光标表示要将自己在北京的一套别墅送给莫言，家人予以婉拒。莫言二哥兼“新闻发言人”管谟欣代表莫言回应说：“谢谢陈光标盛情，但无功不受禄，莫言不要陈光标的别墅”;对于去年当地政府要对莫言旧居进行修缮，莫言认为，“这样做劳民伤财，也完全没有必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并不止一次打电话给当地宣传部部长，不同意修缮。在这一点上，92岁的老父管贻凡老父亲管贻范与儿子的观点高度一致，“他是从高粱地里走出去的人，通过自己的辛苦写作成名了。去年不同意修缮，今年拿了奖，同样不会同意。那样太张扬了，做人要低调” 。

莫言得奖，文学未热，却政府极度亢奋，商业炒作不断，这种功利化的倾向显然不足取。跳出“消费”的圈子，让“莫言热”尽快回归文学，在疯狂逐利的氛围中给文学留一片净土，才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所在。

山东高密政府准备投资6.7亿元打造旅游带。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胶河沿岸景观带，以及度假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将会种植万亩红高粱。（10月18日《新京报》）

莫言获得诺奖后，作家莫言已变成了一块极具开发价值的社会公共资源，诸多商家、出版社趁势极力消费，甚至有房地产、白酒也借机利用莫言进行宣传造势。而作为莫言家乡山东高密反映更为“迅猛”，欲打造投资费用高达6.7亿元的旅游带。当地政府此举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不久前就有千古爱情绝唱《孔雀东南飞》安徽怀宁县准备投资27亿元打造孔雀东南飞文化产业基地。此种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套路早已在各地呈泛滥之势，而真正成功的却鲜有所见。

当莫言被以各种形式过度消费的时候，山东高密在莫言获得诺奖短短几天后，就推出如此浩大工程构想，当地官员似乎打了太多的“鸡血”，反应过于亢奋。在追逐政绩官员的眼里，扛起的文化大旗往往沦为追逐经济效益的招牌性工具。此次山东高密的“万亩红高粱”计划更像是利用莫言这一文化名片进行的一场政绩豪赌。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一些官员对政绩的幻想和意淫，继而一厢情愿似地主观臆想进行规划，发展经济造福百姓也将无异于痴人说梦。

现如今的高密，由于收益太少，当地的农民早已不种红高粱，之前曾以每斤补贴一块钱鼓励农民种植红高粱，依然没有农民去种。试想在当地官员以“赔本也要种”的逻辑和“一时半会儿很难赚回来”这种毫无底气的发展思路，届时农民的切身利益该如何保障。在“万亩红高粱”计划没有付诸实际之前，奉劝当地政府和官员应当在倾听民意基础上，科学评审该构想计划的可行性，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能否真正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是否能够改善当地民生，这些才是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当地政府审慎思考的所在。

莫言红了，红高粱也红了，山东高密“万亩红高粱”计划也成为了公众舆论话题。再次奉劝当地政府以及主政者应当摒除喧嚣热议，切忌急功近利，再三思量，广泛征求民意，邀请专家实地考察论证制定规划并进行科学评审。“万亩红高粱”计划能否真正振兴当地经济增进民生福祉，无疑是当地政府以及主政者首要考虑的问题。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家乡山东高密政府准备投资6.7亿元打造旅游带，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将花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莫言老家所在辖区管委会负责人表示“赔本也要种”。（10月18日《新京报》）

从获奖到现在，不过短短的十来天，莫言显然是过度“被消费”了，从传闻重建莫言文学馆到发行莫言获奖纪念邮戳，从莫言手稿的飙升到到其作品入选中学教材，无不见证了这一切。现而今，莫言家乡为发展旅游产业，甚至发出“赔本也要种万亩红高粱”的“豪言”，着实让人隐忧。

利用名人效应扩大当地的知名度，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有，而且不只一个。但高密此举，回避不了二个问题：一是“红高粱”通过影视作品的传播早已广为人知，“到此一游的人”也不是少数，想借助“莫言热”再“火”上一把，持续性到底有几何？一旦公众产生视觉疲劳，千万元的投资岂不打了水漂？二是在市场经济面前，赔本种红高粱，当地农民肯定不干。要想达到万亩的规模，政府必然要明里暗里给些“政策扶持”、“资金补贴”，这些都要用到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钱，做出如此决定有没有通过科学民主的决策？

高密是莫言的家乡不假，高密拥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可以开发没有错，甚至把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些宣传，为发展旅游事业“添砖加瓦”，也无可厚非。但耗资千万元赔本种植万亩红高粱，显然把这种“结合”做过了头。这种把名人的名声当成铂金贴在自己脸上，不仅是一种不自信的行为，更凸显了政绩冲动；不仅不能真正“造福一方”，还有可能“祸及一方”。

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过度消费”，指的是一定界限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消费水平。它有三个方面的指向：一是超越了本身现实的经济能力而赋予过高的期许，二是造成了财富的浪费并破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三是满足了短期享受却阻碍了经济的长期和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分析，“赔本种万亩红高粱”也是一种“过度消费”，扯上莫名的名号不过是张挡箭牌而已。

作为地方政府，抓经济促发展，还得把一门子心思花在科学规划、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上，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办好老百姓赞成和拥护的事才是正道。那些靠吸引眼球，另辟蹊径走所谓的“捷径”，只会误国误民误已。试想，倘若今后茂密的红高粱成了烫手的山芋，我们情以何堪？

在莫言获奖的前一刻，高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都还是一个陌生的地方。短短数天，作为莫言故乡的高密，在史无前例的关注之下，已经开始谋划它的大发展。

10月15日，高密政府宣布准备投资6.7亿元打造莫言主题旅游带，并在其中的红高粱文化休闲区，花费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莫言老家所在辖区管委会主任表示“赔本也要种”。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自然会引来全社会的极度关注，成为商家和媒体“消费品”的命运似乎难以避免。他的家乡，也不愿意放弃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喊出了高密是“国家的圣地”等响亮口号，投入巨资搞旅游，不惜成本种高粱，力图用“莫言效应”使当地经济提档升级。

通过已经公开的计划，我们还不能确认政府的意图，似乎还存在着振兴当地产业与弘扬高密文化的模糊界线。“莫言热”能够持续多久，或许谁也无法准确估算，将其作为一种产业开发，成算几何，高密可能也无足够的底气。不计一切大干快上，未来风险谁来承担，似乎并不为人所关心。若是弘扬文化，这种急迫的、直露的方式，反倒像是黑娃式的思维。

高密官方有人说，莫言现在是公共资源，似乎只要能用于地方发展，怎么开发、怎么利用，政府都能说了算。实际上，作为公众人物，莫言依然保有对自己肖像、姓名的权利，他并没有义务去考虑家乡发展之类的问题。就算莫言不反对政府对其的“开发”，计划中一万亩红高粱的土地，难道是政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拥有这些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不答应怎么办？

著名作家的家乡成为旅游胜地，全世界都不少见，作家故居成为景观甚至历史遗产，也十分正常，这一方面是一种文化心理，一方面也体现着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和敬意。不过这往往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急不可耐，甚至不惜成本大规模开发，恐怕很难说是出于对作家的尊重，相反让人觉得庸俗和浮浅。

我们并非刻意指责高密政府，依中国目前的现实，莫言不论出生和生活在哪个地方，可能都难以摆脱相同的境况。放眼全国，各个地方都在搞经济、谋发展，其发展逻辑也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大想法、大手笔”，凡是能够引起关注的题材，都可以成为地方发展的“摇钱树”，不惜成本，不计后果。孙悟空故里、西门庆故居等就在这种简单逻辑下无中生有。发展几乎是唯一的正确，并且必须快，不能慢，更不能停，为了发展，其他一切似乎都只能靠边站。

这样的发展逻辑会把中国带向何处，没有答案。或许历史会把这个时代定义为一个特别的时代，任何人——真的假的、活着的死去的，都无可避免地被裹挟在这个潮流之中，正常吗？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家乡山东高密政府准备投资6.7亿元打造旅游带，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将花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莫言老家所在辖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表示“赔本也要种”。(《新京报》10月18日)

文学的力量，的确不只停留在纸面上，其影响力不仅直达人心，同样也及于现实之中。假如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还说得多少有些玄虚的话，那么，“山不在高，有诗则名；水不在深，有歌则灵”，却毫不夸张，相当实在。而撇开文学作品的直接描摹而给现实景物增添的美感和寓意，伟大的文学作品究竟创作于怎样的土壤，孕育于哪间或起眼或不起眼的小屋，文学巨擘们的故乡与旧居，也早已成为吸引人们探寻的人文风景。

如果到英国旅行，却没能去莎翁的故乡斯特拉特福小镇探访一下，去巴黎没能留出时间走访雨果的故居，的确不免遗憾。既然在欧洲，文学巨擘们的故乡和故居都可以成为重要的旅行目的地，并吸引全世界的游客专程来拜访。国内似乎也不必将作家故居的旅游开发视作文学与铜臭结盟。事实上，乡土与人文之间，本不可割裂，就连莫言自己也坦诚“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紧密相关”，那么，对这位诺奖获得者的文字感兴趣的读者，或许也有兴致去产生这些文字的乡土去亲历感知一下，为这些慕名而来的旅行者提供必要的服务，不让人们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莫言故乡斥6.7亿打造旅游带，也未尝不是在未雨绸缪。

不难设想，如果慕名而来的游客，真的认为来到莫言的故乡，便能感受到《红高粱》中所描写的浓浓乡土气息，的确可能要不免失望。尽管这片土地让莫言创作出了《红高粱》，但时移势易，由于收益太少，如今的莫言故乡，“当地的农民已不种红高粱，如同血海一般连绵不绝的红高粱早已成为记忆中的景象”。既然如此，重新打造当地的红高粱文化，“莫言获奖”这个东风，的确是机不可失。而有了6.7亿巨资的投入，莫言文化旅游经济的打造，看来已是板上钉钉，万事俱备。

平心而论，假如莫言获诺奖的溢出效应，能够惠及对乡土中国的保护，当然绝非什么坏事。不过，且不说把莫言获诺奖上升为“莫言文化”来解读，是否有些过，当所谓“莫言文化”，竟然要靠巨额投资才能打造，与其说是在搞文化，毋宁说是在玩投资。只不过，真要是投资的话，“赔本也要种”，却又并不符合任何一种投资理念。当然，既然不在乎赔本，这6.7亿多半会来自官方，作为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求回报和收益，要说也是对文化的尊重。然而，当“修缮莫言旧居”也被列入项目，尽管号称会劝说莫言父亲同意，但当官方眼中的莫言，已然成了社会公共资源，甚至认为“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如此信心满满，连莫言旧居的主人说话都未必管用，“莫言文化”究竟会被重金打造成什么模样，莫言的“诺奖”会收获一片怎样的“红高粱”，的确更令人担忧。

基于上述视点，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不妨惠及得主的故乡与家园，诺奖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也在情理之中。但这一切显然都应有边界，对于作家及其家人意愿的尊重，对于6.7亿出资人的负责，正是这样的边界。

莫言获诺奖，犹如一面镜子，从中有人看到的是文学，有人看到的是商机，有人看到的是精神，有人看到的是财富。

诺贝尔文学奖光环下的“莫言效应”仍在持续发酵。从图书市场的“莫言热”，到各路记者追着莫言跑，再到莫言故乡山东高密打“莫言牌”。最近有消息说，当地政府雄心勃勃地推出了一个高达6.7亿元的旅游投资计划，包括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等，其中不乏花千万元种万亩红高粱这样的“大手笔”。

正如媒体指出的，莫言及其作品现在成了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对其进行消费也好、利用也罢，原本无可厚非。一向默默无闻的高密，突然因为“莫言故里”而名满天下，其狂喜的心情可以理解，希望借莫言东风致富的愿望也很自然。但问题在于，面对百年一遇的“莫言资源”，如何珍视并且善用，使其各方面的效益得到最好发挥？

莫言获得的是世界级奖项，对莫言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应该具有世界级水准。如果不抓住其文化特质，挖掘其精神内涵，急功近利地急着上项目、见效益，就难免流于形式，透支性地搞出一堆挂满莫言名号的人造景观，尽管一时会有可观的经济收益，但从长远看缺乏生命力和吸引力，随着“莫言热”的降温，先前轰轰烈烈、规模庞大的文化工程，很可能成为烂尾项目。

近年来，在此起彼伏的“名人故里热”“古城古都热”中，不少地方沿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路径大干快上，一方面是文化品质每况愈下，另一方面是商业利益甚嚣尘上，甚至为了迅速见效，不惜拆了真文物、大造假古董，结果劳民伤财，经济文化两头空。坐拥令人艳羡的莫言资源的高密，对这些前车之鉴不可不警醒，更不能在“莫言热”的高烧之下昏了头脑。

实际上，对乡土原生态的深刻剖析，对人的尊重和书写，一直是莫言文学世界的鲜明特色，也是其赢得世界声誉的重要原因。因而，合理开发莫言资源，需要呵护当地的乡土气息，倾听当地百姓的愿望和意见，打造民众支持而又让民众受益的文化工程。比如，由于经济效益不佳，当地农民不愿种红高粱，如果为了形成万亩红高粱的宏大景观，投入大量财政资金“赔本也要种”，既有违民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很难有保证。

正如莫言所言，获奖以来的风风雨雨，犹如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莫言资源也是这样，从中有人看到的是文学，有人看到的是商机，有人看到的是精神，有人看到的是财富。然而，莫言喜欢高密的平静。因为这是心灵的故乡，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一样，它们或许不是摇钱树，但却是指引人们进行探索和思索的精神坐标，这正是其永不枯竭的最宝贵价值所在。

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家乡山东高密政府准备投资6.7亿元打造旅游带。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将斥资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莫言老家所在辖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表示“赔本也要种”、“这一千万先要扔出去”。（《新京报》10月18日 ）

由此联想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作品《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孤独》中那个充满神奇魔幻故事的小镇马孔多也一时被世人所追捧。它的原型小镇、马尔克斯的家乡阿拉卡塔卡政府，为了纪念马尔克斯，并为小镇带来旅游业，倡议将小镇改名为“阿拉卡塔卡——马孔多”。尽管为此镇长掀起了一场宣传活动，但小镇居民还是否决了他的提议。

高密市政府欲借莫言热发展当地旅游、提升当地人气，本无可厚非，却忘了冲动是魔鬼。“先扔一千万”、“赔本也要种”，看似一种魄力，却经不起推敲。首先，种高粱造景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跟百姓商量了吗？其次是在景区的规划、论证上，官员一拍脑袋就要上马，征求百姓意见了吗？景区的利润和回报如何，投资有没有风险评估，万一玩砸了该由谁买单？

再者就是种不种高粱，百姓的意愿不能被绑架。笔者的老家在鲁西南，和莫言的老家一样，以前也有大面积种植高粱的习惯。但是由于收益问题，百姓早已不种此物了。父亲告诉我，高粱虽然好种，但市场需求少，价格低；而且这种作物不抗倒伏，容易遭受虫咬鸟食，产量无法保证。据报道，高密政府此前为鼓励农民种红高粱，曾经每斤高粱补贴一块钱，但依然没有人愿意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种高粱的收益有多低。既然如此，政府为何还要强加于人？

其实，红高粱在莫言的作品中不过是一个文学意象，其中加入了太多的夸张与想象，即使地方政府栽种出万亩红高粱，也未必是莫言想要的和游客想看的。要真想以红高粱为噱头发展旅游，当地还不如改名叫“红高粱市”。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莫言的《红高粱》红极一时，但当地已没有高粱地，为此，张艺谋在当地拍摄以此小说为底本的电影时，还专门种植了50亩高粱。然而，时过境迁，那片高粱地连同其热度早已不存在。现在，莫言获得诺内尔文学奖，当地的“红高粱热情”再一次被点燃，但不知这种热情能持续多久，也不知热情的结果是造福于民还是劳民伤财。

当下，随着“莫言热”持续升温，莫言的家乡正忙着修葺莫言旧居，虽然莫言一再反对也无益；高密市旅游局正提出建议，将整个山东省的旅游口号由过去的“一山一水一圣人”改成“一山一水一圣人一文豪”。不仅如此，莫言的老家记者如蚁，院子被踏得乱七八糟；家里的萝卜、土豆都成了“神物”。而这种热度和亢奋状态不光出现在莫言的家乡：莫言的作品将被编入高中教材；各路影视公司准备投拍莫言的小说；莫言作品供不应求，国内书店出现了断货等等。

但“莫言热”在热闹的商业表象下，能否带来文学的真正繁荣，能否带来国民阅读“经典”的回归，能否鼓励和带动更多中国作家摒弃浮躁、独立思考，书写当代中国的独特故事，创作出更多的经典作品？这才是我们更应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说到“文学与民意”，乍看起来有些无厘头，难道文学与民意存在互动关系？颇有人研究文学与政治、法律或宗教的关系，却没有人研究“文学与民意”的题目。但最近莫言获得诺奖，立时有人要求莫言从一种立场转向另一种立场，有人认为莫言“批判性”不够，有人呼吁莫言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这说那。如果说文学与民意没有产生实质互动，起码民意已经盯上作家，正在积蓄“互动”的势能。

这也不奇怪，有社会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具备物质与话语权等影响力，人们要求他们承担更大社会责任，在情理之中。陈光标做慈善出名了，就有绝症患者家属给他写信求援。微博上经常有人直接向富翁表白，希望得到支援。甚至有农民买彩票中了500万大奖，也很快有素昧平生的人上门求助。一方面，求助者可能确实别无他法；另一方面，成功人士提携一下后进，也是积善积德的事。

作家及其作品要直面文学批评，也要直面大众的说三道四。但文学批评以理性探讨为前提，本身需要遵循一定原则、方法论等规范性要求，没有哪个批评家会自以为有权、有能力指导作家的创作活动。众声喧哗，更不是文学创作的价值座标系与指挥棒，它经常是无原则的、情绪化的。而作家与作品有无价值、价值大小，应由历史来淘洗与评定，试图通过发动一场舆论攻势来影响作家，完成触及灵魂的改造，是狂妄与无知的表现。

针对莫言的所谓“民意”，说穿了就是要求他“讲政治”，要文学家站队、表态。从文学史来看，文学与政治勾肩搭背从来没有结出过什么好果子，实际上只带来了悲剧与荒诞。比如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曾经被视为揭示资主主义罪恶的经典与杰作，现在却被目为“主题先行”的样板，读者已经很少。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与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论战，争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梁实秋主张文学应当反映“永恒不变的人性”，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而鲁迅与之尖锐对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人性”，强调文学的政治属性。现在看来，鲁迅自有其深刻之处，但梁实秋那些专讲吃喝玩乐的文字，经历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证明也有其恒久魅力。

有人强调，我讲的此政治非彼政治，似乎他顺应历史潮流，手握真理，讲的是“好政治”。但正如“开放社会”旗手波普尔所言，人并不能掌握真理，而只能无限接近真理，所以自以为发现真理的人不要盲目自信。极“左”的年代，人们不是真诚地以为极“左”就是真理吗？文学应有思想含量，但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文学与“真理”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以为手握真理的人还有一种说辞，认为中国文学传统强调“文以载道”，所以莫言也应当“文以载道”。所谓“文以载道”之“文”，本来是指传统士大夫所写“文章”，即散文。小说向属俚俗与末技，根本不在“文章”之列。自然，我们可以把小说纳入文以载道的传统，问题是“道”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你拿着的是道，别人怀揣的同样是道。莫言小说关照“传说、历史与当下”，已经文以载道了。

文学不可能与政治完全隔绝，但文学有独立于政治的目的与价值，作家有自己的美学观念、文学追求与创作风格，说穿了，文学不是政治，文学是文学自己。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是“十月革命”后逃离俄罗斯的“白俄”，但他无意反苏，他说：“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我们应当从历史吸取教训，对文学少提急功近利的要求，给作家以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自由地创造。

自从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家乡高密变成了一片焦灼的热土。据新京报报道，莫言的家乡政府准备投资6.7亿元打造旅游带，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其中，地方政府准备花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引起网友热议。

个人自选动作的名人“消费”也许还有情可原，比如，有精明的高密“农家乐”老板打出“红高粱农庄”的招牌招揽顾客，这一动作虽不无喜感，但也可理解。然而，当地政府若情不自禁，对莫言获奖也要重口味地消费一把，出手阔绰，上演豪华版的消费名人剧情。对这种非理性的冲动，应予以警惕。

地方经济发展路径狭窄，借助莫言的名气来弄红高粱文化带，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是，斥巨资种植万亩红高粱，尤其是“赔本也要种”体现的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这种拍脑袋决策和非理性投资，已经与文学毫无关联，却正是当下现实的某种魔幻。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所批判的一切，也因为其获奖，以“魔幻”而戏谑的方式作用于现实。

近年来，许多地方都在过度“消费”文化，尤其表现在对文化名人的过度消费上，有的地方甚至连传说中的历史名人也不放过，奢华投资，砸下大堆银子，最终却不了了之。地方政府如想借莫言打造旅游经济，也应进行完备的规划和理性的决策，而非盲目投资。当地种植红高粱的设想从2000亩，到几天后变成万亩。这不禁令人怀疑，当地政府乃至一些官员是否已经“走火入魔”。

此外，如果从更纯粹的与文学相关的意义讲，这样做也是有风险的。它可能让文学更加模糊不清，进一步丧失其应有的使命意义。作品是作家的乡愁。对于莫言而言，尤为如此。莫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小说故事的原料主要来自于他20岁前的经验。莫言对早年经验为何情有独钟？也许不仅因为早年的体验刻骨铭心，还在于这个时期故乡经验对作家可能更具有诱惑力。

如今的高密，远不是莫言20岁之前的红高粱抒情的原乡了，更不是莫言想象中激情燃烧的世界。作家对故乡的想象，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浪漫主义的。所以，莫言故里如果大兴土木，表面上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他们热爱的大作家，实际上是劳民伤财。结果制造出一个泡沫红高粱来，只会对莫言构成二次伤害。

“我们要减轻乡贤回归的‘人情’负担。乡贤不能是‘唐僧肉’，七大姑八大姨都想吃一口。”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5日在广东江门曾如是说。莫言也是高密的乡贤，却已俨然成为了“唐僧肉”。当地政府已经打上了他家老宅的主意。莫言如此喜欢高密的平静，但高密已经不平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