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微软、谷歌等互联网巨头，把责任推给美国政府不是好办法，今后，他们是否会借机联合抵制政府的信息索求？

“棱镜”监控计划曝光，牵扯出脸谱、微软等九大互联网公司。斯诺登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可以直接进入这九大互联网公司的中心服务器，以搜集情报。日前，部分网络科技巨头发表声明，虽否认政府可以直接进入公司中心服务器，但承认配合了政府的信息索求。微软公司声明说，2012年下半年该企业收到的政府信息索求，总共涉及3.1万用户账号。

互联网巨头们看起来也很无奈。根据2001年通过的《爱国者法案》，为了防止恐怖主义，警察机关有权搜索公民的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的记录。曾经有雅虎这样的公司试图予以抵制，但最终归于失败。

斯诺登事件，暴露了美国互联网企业的两难。或许，在很多时候，用户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但问题是，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美国人或许可以接受为了美国的国土安全，牺牲隐私权益。可其他国家的网络用户一定不会这么想，但他们却也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谷歌和微软都曾公开承认，政府可以获取网站的欧洲用户信息。

把责任一股脑地推给美国政府，是推卸责任的办法，但从长远看，相关网络巨头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它们丧失的是信息安全信誉，就算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也没有用户希望自己的一言一行处于监视之下，监控也得有边界。

美国网络巨头是否会借机抵制政府信息索求，或敦促国会修改《爱国者法案》？新一代互联网，数据安全和隐私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之前互联网还只是人类家园的一个角落，那么现在，谷歌和脸谱们想干的则是在网上重建一个人类世界，它们劝说用户把全部数据都放在云端。但如果这个新世界的所有“建筑”，都是透明的玻璃房子，谁还会有勇气搬进去呢？

□信海光（媒体人）

前美国情报机构技术人员、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在披露了美国政府“棱镜”监控计划后，出逃香港，上演了现实版的“碟中谍”大戏。斯诺登今后去向如何，“棱镜门”事件下一步又将如何“演绎”，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棱镜门”事件，远远超出了美国政府的想象，同时也将公众的目光，聚焦在了香港特区政府对该问题的裁定上。在谈及斯诺登今后的命运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他为何会选择香港作为藏身地点。此前，斯诺登表示，之所以选择香港的原因是“相信香港的法律制度”。那么，他所提到的“法律制度”究竟为何意？这涉及国际法上的引渡和庇护问题。

所谓“引渡”，乃是一国政府应他国请求，将正处在自己领土管辖范围内，并且受到该请求国通缉或判刑的人，移交给该请求国进行审判和处罚的行为。引渡是否可行，取决于两国之间是否已签署引渡条约或协议。

很显然，斯诺登在出逃之前是做足了准备工作的。香港虽然依“一国两制”实行高度自治，但其主权属于中国，而中国和美国至今仍未缔结引渡条约或协议。

尽管在1996年，也即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和美国之间就已签署了《移交逃犯协议》，自1998年生效至今仍有效。但该协议只适用于引渡至美国的中国籍人士，并不适用于斯诺登的情况。

并且，引渡还要求斯诺登所被指控的罪名，在香港也必须成立。如果美国以叛国罪起诉斯诺登，而香港基本法中并没有国家安全法，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斯诺登的行为在香港是不构成犯罪的，因而也不构成引渡的要件。

除引渡之外，斯诺登能否凭借“政治难民”的身份，寻求香港特区政府的庇护？

中国政府已加入了联合国1951年的《虎扑篮球：难民地位的公约》，该公约第三十三条，要求缔约国不得将难民送回可能因政治见解而受威胁的领土边界。目前，斯诺登并未向香港相关部门提交难民身份的确认申请。以此观之，斯诺登最终的命运如何，这一事件又将如何演绎，就显得扑朔迷离。

□毕家玮（国际法专家）

在很大程度上，斯诺登的个人命运既由美国法律体系决定，也由美国安全政策和民意决定。相对而言，美国政府的处境，比斯诺登个人，可能更加艰难。

一个人，一个黑幕，搅动了世界。美国防务承包商雇员、前CIA特工、现年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连续对美国“棱镜”计划的曝光，使其近来迅速成为新闻主角。

斯诺登通过媒体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多年来通过“棱镜”计划对目标实施大范围监控，包括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登录信息等。身在中国香港的斯诺登表示，美国情报部门早在2009年就开始监控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电脑系统。其他主要国家，同样受到“棱镜”的监视。

一些美国人视斯诺登为“叛国者”或“叛逆者”，然而，这并非一个“叛逆”故事，也不仅关乎斯诺登是否会被引渡回国领罪的个人命运，更指向了美国国内安全政策是否调整，美国与主要国家的关系是否受到影响两个方面。

2001年，以反恐为名，布什授权NSA可以绕过国会授权对美国公民和其他生活在美国的人进行无证窃听，并以此为核心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2006年和2010年，美国国会两次对该法案的核心条款进行延期。然而，随着本·拉登被击毙，虎扑篮球：修改《美国爱国者法案》的呼声也在不断提高。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爱国者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修正案第4条，威胁到了个人自由。早在2009年，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就提出制定更严格的标准来限制《美国爱国者法案》的适用范围。

“棱镜门”曝光后，从奥巴马开始到美国国家安全局，都为之强力辩护。然而，面对民意的明显分化和党内存在着的不同声音，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对奥巴马的实际权威形成挑战。因此，与奥巴马一周前的强硬姿态相比，近来透过他的新闻发言人，他表达了可以就安全和公民自由的取舍展开讨论的意愿。这种转变，充分反映出了“棱镜门”给奥巴马带来的“囚徒困境”：如果坚持修改“棱镜门”的合法性，那么个人自由的主张者们有可能远离奥巴马；如果借此修改以《美国爱国者法案》为代表的美国国内安全政策，一旦发生新的恐怖事件，奥巴马同样会陷入被动。

麻烦不仅来自国内。“棱镜门”已经对美国的主要国际关系形成了冲击。事件曝光后，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均表示将向美国质询。欧盟司法委员维维亚娜·雷丁也致信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希望其就这一项目“可能给欧盟公民的基本权利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做出说明。

在很大程度上，斯诺登的个人命运既由美国法律体系决定，也由美国安全政策和民意决定。这多少与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相似：名义上被审判，又有实质自由。相对而言，美国政府的处境，比斯诺登个人，可能更加艰难。

前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局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被曝光，该项目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而过去6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美国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等秘密资料。近日，揭秘者爱德华·斯诺顿再度爆料，称美方长期以来监控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目标。

此揭秘无异于扔下重磅炸弹，整个美国舆论随之哗然。以美国之影响力而言，“监控门”事件甚至引起全球性的恐慌。美总统奥巴马最近回应称，“棱镜”项目只针对外国，不会侵犯美公民隐私，欧盟和加拿大就此而表达了不满——在这些盟友面前，美国突然置身难堪的道德境地。

毫无疑问，斯诺顿已是美国政府当前最大的“麻烦”。与其说他带来的是爆料，不如说是一个让世界都头疼的问题：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乃至国家、个体之间，边界该如何拿捏、平衡？

对斯诺顿的评价就是相当矛盾的，有人说他是国家公敌，有人说他是英雄。作为国家公敌，他泄露了国家机密资料，影响了美国对外形象、利益关系，甚至让美国处理此事的涉外举措都变得左右不是。作为英雄，他让真相曝光，对保护公民隐私有利，而说得远一点，他的揭秘之举甚至有可能触动相关的国家信息制度。复杂的评价，意味着复杂的权衡，归根结底，美国、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如此正面、直接、急迫地看待国家安全背后的边界问题。

国家、个体间的边界是常识，但从未有过一刀切的边界，正是对边界的具体拿捏、平衡，才衍生出各种具体的制度构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这一拿捏、平衡却是无比困难的。以国家安全而言，政府要构建全面的信息监控系统，责无旁贷。信息监控，意味着个体信息、隐私的让渡，同时却也意味着被侵犯。与之相应，作为公民后盾、保护者的国家，一旦踩界，随时可能转变为侵犯者。国家安全涉及众多国家机密，安全工作的本质手段，就是机密手段，但人们信息权利的让渡，无法在机密中、在信息不对称状态完成。总之，这是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国家安全到底该如何对待公民信息、隐私呢？“监控门”事件之后，这可能是世界各国都要正视、却无法一次性解答的问题。

可以说，人类的政治思想史，近半的讨论，都是在解决这一边界问题。时代在变，政治情势在变，这一问题也因时而异。当然，并不是要等待这一问题想清楚，国家行为才会正式开始，厘清边界，往往伴生着侵犯，甚至保护、侵犯的定义都在改变。很多时候，人们在国家的庇护下，也在不断争取个人空间，国家组成形式、制度随之变化、进化，历史在螺旋上升中进步。所谓边界，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国家、个体之间长久存在的角力过程。“监控门”事件正是暴露出：国家、个体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甚至可以说是紧张。

“监控门”事件足够震撼，但国家对个人行为的监控，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我们只是在一个足够震撼的当口，重新面对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抛出来，它值得探讨，但没办法在一个概念框架内推导出结论。国家与个体的边界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环境，这可能是“监控门”事件呈现的最大意义。

日前，美国情报部门监视网民数据和电话项目被曝光，而且，硅谷互联网巨头和智能手机服务商为其情报监控、搜集提供了方便。这一计划代号“棱镜”，主要使命是大范围收集并监控网络和电话用户信息。近日，29岁的美国前情报机构技术人员爱德华·斯诺登浮出水面，他就是掌握并披露关键信息的人。

斯诺登的行为无疑是违法的。但“棱镜门”的关键在于让美国的政治家和公众双双感到不安。现在，曾通过《爱国者法案》赋予情报部门以广泛搜集公众隐私权力的国会议员们，如今不安地发现，情报部门对个人信息的搜集和窥探，已经接近失控的边缘。

这还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换言之，谁能保证，政府、国会和司法机构的隐私，不同样被情报部门的眼睛，无声无息地窥探着？

而公众的不安，更加不言而喻：自己日常起居的一切过程，都可能被无数双眼睛审查、监视。他们发现，有关法律在情报部门面前等于一纸空文——从书信到电话、手机、互联网，几乎没有一种通讯方式是安全的；他们更发现，“棱镜门”曝光后，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不但承认确有其事，而且他们不安的并非公众隐私受威胁，而是“泄密是对国家安全的极大破坏。”

奥巴马将针对“棱镜门”的批评称为“炒作”，拒绝为窃听道歉，声称窃听是“值得的”，要求公众“明白100%的安全和100%的个人隐私不可兼得，每个人都不得不有所取舍”。

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仿佛谁都不明白，安全和隐私到底该各占多少，二者间的“度”如何界定，由谁来界定？在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拒绝透明化的情况下，又如何担保其不逾矩？

美国政治家，尤其当权政治家最不安的，仍是政治利益的影响。可以想见，倘美国选民对自身隐私安全的不安超过临界点，在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关键时刻，会有更多政治家感到自己的不安和公众的不安息息相关，并开始对“棱镜门”发出更直接的质问。

□陶短房（学者）

斯诺登挑战了美国政府的神经，同时也使自己甩出“门外”，成了美国政府的“公敌”，亡命天涯。斯诺登的最终命运如何，还要看各方力量的博弈。

“棱镜门”主角斯诺登以一人之力挑战一个超级大国的政府，在美国国内引起两极化的舆论反应，在国际上则引起各种力量同美国的博弈。

在美国，一些人把斯诺登看做捍卫公民权利的“英雄”，另一些人则把他视为损害国家安全的“叛徒”，这两种看法几乎一样的理直气壮。美国政府本来把自己宣传为公民权利和国家安全的双重保护者，还经常给其他国家扣上“侵犯公民权利”和“从事网络攻击”的帽子，现在则要不断为自己的网络监视辩护，还急于将斯诺登抓捕归案，绳之以法。美国政府用“国家安全”的大帽子看来也不再容易能罩住一切。

美国的欧洲盟国要求美国对“棱镜门”做出解释，俄罗斯官方则表示不排除向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厄瓜多尔政府明确表示将认真考虑斯诺登的避难申请，同时，厄瓜多尔外长帕蒂尼奥表示，厄瓜多尔政府在处理斯诺登申请案时将会把人权原则置于利益之上。看来，厄瓜多尔这个小国不准备痛痛快快地按照美国的要求处理斯诺登申请庇护案。

如今，拥有巨大信息收集能力的美国对于斯诺登的确切行踪也没有完全掌握，很有讽刺意味。此前，媒体普遍报道斯诺登于6月23日离开香港，乘坐俄罗斯航空公司的民航班机前往莫斯科。美国还据此不仅向中国内地和香港表示“抗议”，而且还对俄罗斯允许斯诺登前往俄罗斯并“转机”前往另一个国家表示“不满”。但在6月25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矢口否认斯诺登进入了俄罗斯境内，后普京证实斯诺登仍在莫斯科机场的转机区域，只是作为过境旅客抵达莫斯科，俄罗斯政府对此也很意外。目前，斯诺登的去向仍是一个谜。

“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与斯诺登颇为“同病相怜”。在斯诺登去向问题上和围绕“棱镜门”的舆论战中，“维基揭秘”继续同美国政府作对，向斯诺登提供了法律援助和人力支持，很可能是最清楚了解斯诺登行踪的。

斯诺登一把推开“棱镜门”，使美国政府“不可告人”的秘密计划大白于天下，挑战了美国政府的神经，同时也使自己甩出“门外”，成了美国政府的“公敌”，亡命天涯。斯诺登的最终命运如何，还要看各方力量的博弈。

自从6月23日，“棱镜门”主角斯诺登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登上俄罗斯航空的航班，从香港飞往莫斯科，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便开演了：“下一站古巴，再下一站委内瑞拉”，6月24日更是把莫斯科到哈瓦那的俄航班机变成“记者专机”。

就在这时，有人言之凿凿称，白俄罗斯可能向他提供政治庇护。斯诺登的下一站，真是白俄罗斯吗？倘仅从安全便利性考虑，白俄罗斯的确是顺理成章的选项。

白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向来不睦，西方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视作“独裁者”，把该国打入另册，而卢卡申科对西方压力也素不买账，斯诺登去那里，人身安全应可保无虞；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疆壤相接，山水相连，空中、陆路交通便利且安全，更重要的是，由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有特殊关系，两国间航班十分密集，媒体或“眼线”很难布网布控，斯诺登及其团队可从容“隐身”，待机而动。

但对斯诺登而言，白俄罗斯可谓“梁园虽好，非可恋之乡”——不对自己的胃口。

斯诺登唯一公开表示愿意寻求庇护的地方，是北欧国家冰岛；在不多的几次媒体亮相中，他一直指责美国政府“侵犯隐私”、“损害信息自由”，并宣传自己“相信民主与法制”，一再否认自己被俄罗斯等所收买。

不难看出，斯诺登大抵属于西方中左自由派“文青”，选择以福利国家著称的冰岛，和虽属左翼、却被西方体系勉强算作“民主国家”范畴的厄瓜多尔，对他而言是理想选择。而古巴是“西方外交孤儿”，白俄罗斯更被称作“欧洲最后一个独裁国家”，除非山穷水尽，他如何会选择这样的地方？

昨晚的消息显示，斯诺登并未向白俄罗斯申请政治庇护，这增加了“放烟幕弹”的可能。尽管有此一说，但下一站会否真是白俄罗斯，目前还很难说，综合地看，其选择他处、甚至就在“既在俄罗斯境内、又不算进入俄罗斯境内”的机场中转区安营扎寨，从长计议，可能性要比去白俄罗斯“自毁形象”概率大得多。

□陶短房（学者）

“棱镜门”引发的争议，清晰地表明了这种纠结：实现个人隐私权与国家安全防卫权的平衡，显然不是一段时间、一部法律就能完成的事。

美国“棱镜”等秘密监视项目曝光者爱德华·斯诺登在被美国取消公民身份后，23日乘坐客机离境中国香港，欲经俄罗斯后转飞往第三国。有消息说，其目的地是厄瓜多尔或古巴。斯诺登究竟会去哪里，仍是一个巨大的谜，“棱镜门”远非到可以画上句号之时。

一方面，斯诺登引发的国际波澜，不会就此平息。“棱镜门”一经曝光，许多重要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骤然紧张。各国纷纷要求美国对监听作出解释。显然，无论多么有诚意的解释，也难以消除给相关国家已经造成的疑虑。而无论斯诺登最终定居哪个国家，又将引发其定居国与美国之间的对立。目前，美国已誓言要将斯诺登缉拿归案，因此，可以预期美国将对斯诺登定居国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制造“突然事件”，这可能引发“棱镜门”的又一轮波澜。

另一方面，因“棱镜门”引发的市场动荡才刚刚开始。事件曝光后，一些全球性网络运营商首次证实了美国政府部门曾经索取大量数据。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来自美国政府部门的行为将因事件曝光停止。而卷入“棱镜门”中的各大企业，仍然没有拿出对策以消除市场猜疑。对于集团性用户和一些对隐私敏感的个人用户来说，今后是否继续使用被“挟持”企业的产品，将成为一个现实疑问。

更重要的是，“棱镜门”还涉及到了在大数据时代，政治伦理能否跟进的问题。

传统的政治伦理，对于个人隐私与自由持保护立场。但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与公共安全的要求，对这一政治理念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不对称性的恐怖事件越来越多，要求政府部门尽其所能加以防范，这意味着政府部门掌握个人隐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公权力天然会扩张的倾向，又注定了这将导致个人隐私权被剥夺。“棱镜门”在美国引发的争议，清晰地表明了这种纠结：实现个人隐私权与国家安全防卫权的平衡，显然不是一段时间、一部法律就能完成的事。

此外，由于斯诺登自5月下旬以来就藏身中国香港境内，中美关系也因此经受了考验。香港特区政府依据相关法律，允许斯诺登通过正常途径合法离境，既体现了特区的司法自主权，也客观上降低了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但是，这并不表示可以就此了结。斯诺登的曝光，证明中国是“棱镜”的主要受害国而不是此前被宣称的“加害国”。

在全球网络规则多由美国制定、网络服务多由美国提供的情况下，期待美国主动给“棱镜”盖上“头巾”，显然是不现实的。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个人隐私，需要通过创新，建立我们自己的网络规则和运营基础技术。这样才能避免受制于人。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棱镜门”就远不能说结束。

随着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将美国的“棱镜”计划公之于众，全球舆论鼎沸，斯诺登是不是叛国者，美国政府是否违宪，诸如此类的讨论热火朝天。“棱镜门”为人们反思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提供了一个范本，斯诺登潜逃、引渡以及政治庇护这样的情节增加了戏剧性，却无碍于反思这个问题的内核。

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斯诺登已经严重地“脸谱化”，一方认为他是公众隐私权的捍卫者，是自由的守护者；一方认为他是叛国者，是双面间谍，应该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当更多的事实披露出来，谁是英雄，谁是罪犯，就会慢慢浮出水面。

斯诺登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在搜集公众的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的信息，是一种犯罪行为。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电子邮件、通话记录算不算公民的“文件”呢？没有经过法院的授权，便截取、搜集公民的信息，隐私权到底有没有被侵犯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或许需要最高法院来裁决。

美国官方辩称并没有搜集公民的通话内容，而只是有通话记录，什么时间与什么人进行通话等，这些信息并不属于公民隐私。然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隐私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所谓的隐私就是公民个人的秘密，包括自己的行为、习惯、心理状态等。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过去看似无用的信息成为核心信息资源。举例而言，如果能够实时跟踪一个人的手机，就可以知道他的乘车习惯、消费习惯等，这算不算是隐私呢？跟踪通话记录也可以呈现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而社交网络平台更是一个人心理活动的全景式展现，通过对这些海量信息的分析，公民隐私就被“透明”了。在大数据时代，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解读与阐释，而这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新使命。

除了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有微软、谷歌、雅虎、苹果等公司巨头，这些公司是电信设备商、电信运营商或者互联网公司，它们对于公民的信息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可以从大数据分析中获取利益。由此出现了政府与信息巨头形成的一个“情报复合体”，就像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提醒美国人需要关注的“军工复合体”一样，对公民自由形成威胁。

“棱镜”计划始于2007年，主要用于监控恐怖主义活动，“9·11”带来的恐慌情绪使美国安全部门获得了巨大的权力，“棱镜”只是诸多监控项目中的一个，此前这些项目也有披露，只是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而已。将政府侵害公民自由的秘密公之于众算是叛国吗？个人自由与爱国主义之间是否存在难以解决的悖论？1971年，五角大楼的分析师埃尔斯伯格将秘密文件透露给媒体，刊发这些文件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被告上法庭，最高法院宣布政府败诉，理由是要捍卫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中规定的言论自由。

宪法捍卫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滥权；而爱国主义则是超越个体自由的一种群体情感的表达，往往引诱公民凌驾于自由与权利之上。德国学者米勒提倡“宪政爱国主义”的理念，将政治忠诚纳入一套自由民主宪法的规范、价值与程序之中。美国以宪法立国，宪法框定了政府的行为，如果政府已然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同时又阻碍了斯诺登的言论自由，那么政府和公司巨头就需要重新规范自己的行为了，而不能以“爱国主义”的旗号扮演“老大哥”的角色。技术日新月异，企业与政府的行为规范也需要随时“升级”，美国宪法制定于200多年前，制宪者们根本不会想象到政府可以通过如此手段进行监控。

斯诺登的泄密让人们看到了在大数据时代公民权与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17世纪洛克等哲学家着力解释如何建基于公民自由而建立国家，现在看来，是时候制定一部新的公民与政府基本法了，斩断政府通过信息技术伸向公民隐私的巨手。

吴定平

近日持续发酵的美国“棱镜门”事件，不仅令全球为之惶恐和哗然，也让美国这个向来以网络安全“模范生”自居的国家，在世界舆论面前丢尽了颜面，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美式虚伪”更是被抖了个底朝天。

美国一直以来喜欢在互联网领域充当“警察 裁判”的角色，它在全球不遗余力推销那套所谓的网络安全、网络自由的价值观之外，还时不时给其它国家出示“黄牌”甚至“红牌”的警告。就在“棱镜门”事情发生前不久，美国政府和企业就一齐上阵，联袂上演一场诬蔑“中国军方参与黑客攻击”的滑稽戏。

其实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世界各国都有权依据本国国情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的监管。美国通过网络监管保护国家安全，打击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各国也愿意为美国反恐提供必要的支持。

但美国“棱镜门”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在对网络依法监管过程中，美国却把黑客手段异化成了合法的搜集情报方式，不但将“监控之手”伸到每一个普通美国的手机、电脑等上，而且还将“监视器”安装到全球网民“房门口”，联邦调查局想监控谁就监控谁、想怎么监控就怎么监控。

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做不到就不要强迫别人去做。从“棱镜门”事件来看，美国恰恰是这方面的反面典型。在网络安全、网络自由上，美国不但言行不一，而且还奉行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

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美国是有“底气”的。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军事大国，“我是老大我怕谁”成为一些美国政客立身处世的准则，即使捅了“马蜂窝”，凭着其强大的“实力”也往往可以摆平，更何况美国还能动用强大的舆论工具为其“抹粉”开脱。

除此之外，还在于美国是当今全球互联网真正的“霸主”，美国不但在信息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网络技术堪称世界一流，而且还掌控着全球大部分互联网资源和关键基础设施，全球13台根服务器中的10台，包括最基础的“根中之根”都在于美国，这就难怪这些年来，美国一直肆无忌惮地推行“棱镜”项目。

当下全球网民除了对美国“棱镜门”事件继续围观，或坐等更为新鲜刺激的爆料，彻底揭穿、看清“美式虚伪”之外，世界各国更应认真思考如何打破美国独霸互联网世界不公平、不合理局面，以实现世界各国网络的真正安全。

　　由美国前CIA雇员—斯诺登爆料的美国“棱镜计划”即“秘密利用超级软件监控网络用户和电话记录”的事件持续发酵，不断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现实版的“碟中谍”和“窃听风云”无疑给各个国家和政要敲响了网络信息安全的警钟。

　　据斯诺登爆料，谷歌、雅虎、微软、苹果、Facebook、美国在线、PalTalk、Skype、YouTube等九大公司遭到参与间谍行为的指控，这些公司涉嫌向美国国家安全局开放其服务器，使政府能轻而易举地监控全球上百万网民的邮件、即时通话及存取的数据。如果说美国九大互联网公司被爆参与间谍行为还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的话，那么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思科路由器监控中国网络和电脑的行为却让我们“坐立不安”。

　　思科卷入“棱镜门”，为何让我们“坐立不安”？一方面，思科和谷歌、微软、高通等不同，思科主要的领地在网络基础设施领域，这是整个网络的命脉所在；另一方面，思科产品已经全面渗透到我国几乎所有大型网络项目的建设，涉及政府、海关、邮政、金融、铁路、民航、医疗、军警等要害部门的网络建设，以及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基础建设。中国电信163和中国联通169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骨干网络，两者承载着中国互联网80%以上的流量。但在这两大骨干网络中，思科占据了70%以上的份额，并把持着所有超级核心节点。最后，思科还是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通信设备和网络技术设备主力供应商。在2006年美国115个政府部门参与的一场“网络风暴”的网络战演习中，思科是演习的重要设计者之一。因此安全专家担心一旦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极有可能利用思科在全球部署的产品，发动网络战，对敌国实施致命打击。

　　其实，华为和中兴在印度和美国不断以“安全”为由被封杀已经给我们敲响了网络信息安全的警钟。从企业技术储备上来看，目前我国的通信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世界水准，本土企业完全有能力承载网络的全面建设和安全运营。中国应该借鉴学习美国、印度的一些做法，在未来信息产品设备的采购方面，要有防范意识，侧重国内企业。另外应联合华为、中兴等在美受阻企业，全面梳理美国阻击其产品的具体做法和法理依据，尽快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关键业务网络核心产品替代战略”。

　　“棱镜门”事件持续发酵，希望有关方面能从其中得到一些启示，在国家网络信息安全方面有所作为，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