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打工者中有位“维权达人”，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连续将12家企业告上法庭，屡告屡胜，近日，他又向第13家工作单位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到镇海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

面对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无限制延长加班时间、不提供必要劳动保护等违法行为，绝大多数劳动者都选择了忍气吞声，极少数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才会想到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而像宁波方先生这样，不断主动寻找“问题企业”，“潜伏”其间搜集证据，最终将企业告上法庭的做法，实属罕见。

不可否认，这种做法确会给那些无视劳动者权益的企业当头一击。但绝不能把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希望全押在这里，执法部门应勇于承担起职责，主动出击，用不间断的“拉网式执法”，来规范违规企业的行为。在这样的大氛围下，再加上一两个神出鬼没的维权狂人，那用人单位无视法律、恶待劳动者的现象，就会得到扼制。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用人单位的强势和劳动者的弱势不会改变。因为维权成本过高、劳动者依法维权的能力还不高等原因，很少有人能像方先生这样，成为手拿《劳动合同法》的“王海”。社会应该鼓励公众学习宁波方先生的维权精神，但一定要强调理性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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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在浙江宁波打工者群体中，有一位姓方（应本人要求不透露真名）的“神奇人物”。他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基本上屡告屡胜，被誉为“维权狂人”。近日，他又向第13家工作单位发出解决劳动关系通知书，并到镇海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开始了新一轮的维权之旅。

初览如此惊人，甚是佩服“维权狂人”的勇气和毅力，惊叹其不畏艰辛的维权之心。一个普通民工，要和一个个资产惊人的企业“打交道”，个中滋味也许只有方狂人知道。近年来频频曝光的农民工讨回血汗钱反被报复等劳资关系案，顿时打工群体劳资问题上升为一个社会性的大课题。农民工维权渠道少，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苦难言，只能默默承受企业的层层盘剥。然而，要让“维权狂人”能一直坚持着做农民工的“守护神”，只要让更多的工人用法律知识武装自己，维护自身权益，也做一个维权之狂人。

狂人，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稍带戏谑的色彩，但更表现了维权路的艰辛和挫折。“民族魂”鲁迅名著《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表达的是吃人的封建主义，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然而，如今的“维权狂人”似乎也带着一丝意蕴，可以理解为打工一族的新觉醒，不再是有苦难言的默默承受，开始用正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文明古国现代法治化进程的表现。取代用鲜血换血汗钱的暴力解决，用法律知识来维权，人人懂法守法，自然离和谐也近了一步。

毋庸置疑，一个人毕竟最终难以告倒所有劳资关系出问题的“问题企业”，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为此，需要多方面因素的支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减少冲突，更和平的解决往日棘手的劳资问题。倘若“维权狂人”只是独行侠，到时恐怕难以坚持最终“夭折”。

走笔至此，笔者以为“维权狂人”让打工一族看到了希望，让农民工的权益得到更好的维护。但是毕竟个人力量是有限的，政府部门可以进行法律知识培训，不断加强工人的法律意识。只有让工人们都成为“维权狂人”，不让狂人成为孤独的传奇，方能让更多人的正当权益得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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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打工者群体中，有一位姓方的“神奇人物”。他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基本上屡告屡胜，被誉为“维权狂人”。5年里，他为自己和工友共提出劳动仲裁36次，诉讼56次，在基本上都获得胜诉的同时，他的“钓鱼式维权”也引来诸多争议。（《浙江日报》12月28日）

如果说“钓鱼式执法”让人深恶痛绝，那么“钓鱼式维权”则对整个社会大有裨益。所谓“钓鱼式”，在执法中是挖出陷阱诱人违法或诬人违法从而谋取非法利益，在维权中则仅仅是一种形象的说法。问题企业不遵守劳动法规的情形久已存在，并不是因为方先生前去务工才被引诱发作。无非是方先生的维权诉讼使他们的违法行为付出了代价，但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教训，如果能够从此改正，则于他们自身，于今后的所有务工者都善莫大焉。

要知道，把应有的权利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进而让权利从纸面走进现实，都需要积极去争取去实践的公民。如果没有1955年黑人女裁缝帕克斯在公车上拒绝为白人让座的抗争，很难想象会有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奇迹发生。如果没有大学生雷闯坚持申办食品行业健康证的尝试，或许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从业歧视仍是一个理论上被反对的东西。权利需要积极地去争取，而不必在乎资本或权力喜不喜欢这样。

反观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权利似乎一向被视作条件允许情况下强势一方的赐予，而恰恰缺少了来自公民一方的主动博弈。方先生在维权方面的屡战屡胜，与其说是他的精明强悍使然，不如说是工人劳动权利被侵害的普遍性所成就。如果企业严格遵守了劳动法规，即便有人想要挑刺，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拿住把柄。在前不久被媒体曝光的“深圳尘肺门”事件中，149名维权农民工当中竟然有七成以上无法提供任何劳动用工证明。在劳动法明确规定用工必须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企业的守法状况由此可见一斑。当职能部门以没有接到举报自辩的时候，尽管我们深信这只是一种推诿，但同时必须承认，与企业违法、部门失职一并存在的也有工人自我维权意识的不足。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维权狂人”方先生的出现才显得弥足珍贵。他信仰法律，而不是抛弃法律去选择极端路径。他没有打算以此谋利，而是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付出。如果说这样一个公民也值得去非议，那么原本就充满了消极“良民”的社会将更加颓废和萎靡。给出微笑的只有那些不良企业，在牛栏关猫式的监管下，他们将更加毫无顾忌地侵害工人权益以便增加自己的收益。或许“钓鱼式维权”原本就是一个攀附热点的噱头，仅就力量对比来说，拥有各种资源的企业如果被一个工人所“钓”，演苦肉计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问题企业们实在对“钓鱼式维权”反感，那就请修炼好你们的反钓鱼能力，严守法律势必无鱼可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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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交通执法大队推行的“钓鱼执法”是雇用社会人员并针对不确定车主或司机的。那些受雇的“鱼头”在“钓鱼”之前并不知道被钓的车主或司机是不是真正的“鱼”，而是采取引诱甚至栽赃的方式，比如主动提出给钱或者硬把钱塞过去，从而把本不是“鱼”的车主或司机变成了“鱼”。

而方先生则不同，他所找到的企业都是事先了解过的“问题企业”，而且事实也证实那些企业确实存在问题。而且方先生也没有采取引诱的行为，他的一切做法都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换句话说，那些“问题企业”本来就是“鱼”，而不是“钓”出来的。

当然，“钓”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厚道，不管钓到的是真鱼还是假鱼。但我们还应看到“钓鱼维权”与“钓鱼执法”的另一个区别，即前者的主体是公民，而后者的主体是政府。

一方是绝对的弱势，一方是明显的强势——在道德问题上，对弱者的要求应宽容一些。另外还要看到，上海的“钓鱼执法”是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出现的，钓到一条“鱼”可以得到上万元的罚款；而方先生“钓鱼维权”所获得的经济补偿并不多，甚至比不上正常打工的收入。

这些年，劳动者的权益遭到侵害的事情时有发生，而劳动者维权却总是步履维艰。之所以如此，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证据不足——由于维权意识不强，多数劳动者不重视签订劳动合同、不注意保留侵权证据。

为此，有关部门以及媒体经常呼吁劳动者提高维权意识。现在，出了一个“维权狂人”，为什么说他是“恶意”甚至“过度”呢？弱势的劳动者维权，即使有一点过的地方，也应该宽以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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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打工者群体中，有一位姓方的“神奇人物”。他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5年里他为自己和工友共提出劳动仲裁36次、诉讼56次，基本上屡告屡胜，被誉为“维权狂人”。外界有人称其行为方式为“钓鱼维权”，属于“恶意维权”和“过度维权”。（12月28日《浙江日报》）

方先生“从为出口气打官司，逐渐变成为维权而打官司”的行为，在网络上引起一片赞誉。与此相反的是，一些企业主和专家称之为“钓鱼维权”。在我看来，方先生虽然明知不能靠一己之力改善维权困境，但也要做一点算一点，这和王海们的“职业打假”不在一个语境。

所谓“钓鱼维权”，显然是对“钓鱼执法”的借用，然而这两者没有可比性。钓鱼执法是公权对原本无犯罪意图的公民，通过施放诱饵的方式引诱其犯罪；而“钓鱼维权”是通过与问题企业建立劳动关系来揭露并起诉其已有的违法事实，除非方先生是故意要求老板不按时发工资、故意要求老板不给加班费不给办社保，否则怎么能叫“钓鱼维权”呢？

指责方先生“钓鱼维权”显然是莫须有。而且，他的维权行为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进行，本身不存在“恶意”与“过度”的问题；如果此类指责成立，那么维权律师就不应该成为一种职业。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去指责企业违反劳动法规，却反过来指责劳动者依法追索理当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

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假一赔二”的规定，“职业打假”得以成为一个公益与利益可兼得的行当；然而在劳动者维权领域，《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对于用人单位不支付加班费等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只要求其“责令限期支付”，基本没有惩罚的意思，方先生的维权行为也因此更近似公益行为。

在这里，值得反思的是：“问题企业”那么多，为何只有一个方先生在四处维权？职能部门在哪里？对于方先生的维权行为，有关部门为何不反思，反而只当做是个案？

《劳动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试想，如果劳动部门乐于接受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举报，并且积极展开监督检查和严格查处，方先生还用得着将“问题企业”一家一家地告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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