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改名,改的不是名是矫情2010-02-10不错，从“70码事件”到“校园选妻”等，与“富二代”有关的新闻总是弥漫着“铜臭味”，引发巨大争议。很大程度，“富二代”确实沦为“贬义词”了。但“二代”比比皆是，譬如“富二代”、“贫二代”、“权二代”、“农二代”等，要说是有“负面效应”，“权二代”也因“高考加分事件”、“罗彩霞事件”、“卫生巾事件”等同样臭名远扬，至于“不争取”的“贫二代”、“农二代”更是被某些人瞧不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权二代”也好，“贫二代”“农二代”也罢，相信他们也受了不少“委屈”，甚至不乏“替罪羊”。按照某些“富二代”的想法，是不是也该改名？可以肯定，目前是不可能都改名的，重要的是，他们也不可能上纲上线主动要求。毕竟，“权二代”恐怕不好意思，而“贫二代”“农二代”吃得苦中苦，受这点委屈算不了什么，可谓“一笑而过”。
“贫二代”“农二代”都能够坚强面对，“富二代”却受不了。相比较，不仅仅只是“杞人忧天”而已，还值得玩味。确切地说，如此“较真”，给人的感觉是，一受委屈就改名，一改名就矫情。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我要说，“富二代”一改名，“贫二代”就发笑。说不定还打趣道，“我们都不改名，你们改什么呀。是不是不够坚强？”
成名不易毁名易，正名却非常艰难，也不是改名就能做到的，关键要看言行举止。实质上，惟有这方面得到公认才是硬道理。企图改名就能正名，明显过于天真。矫情之外，也是不成熟的具体表现。
因此，面对“富二代”改名不必在意，不妨权当笑柄，一笑而过。
' />“富二代”和我们不是相互的敌人2010-02-10“富二代”原本是个中性词，但现在更多带有贬义。原因:一是社会仇富的连带影响，二是一些“富二代”自己所为使然，比如“70码事件”、“校园选妻”等。不得不承认，社会与“富二代”之间是对立的，但问题是，一直这样对立下去呢，还是通过“富二代”自我改变和社会对“富二代”改变，消除隔阂、减少对立呢，需要一个明确回答。
回答之前，不妨先做一个选择。两个孤岛，一个孤岛上的人乐善好施，但贫穷、落后，另一个孤岛上的人斤斤计较，甚至有些看不起穷人，但富裕、先进。如果你去第一个孤岛，尽管他们会无私地帮助你，但因为没有发达的医疗条件，你，或者你的孩子，要是生病，就要死掉。相反，到另一个孤岛，尽管没有人会无故地给你好处，但你通过工作，可以得到回报，而你或者你的孩子生病，还可以通过发达的医疗条件，及时得到救治。那么，你会选择哪个岛屿生活呢？不用问，肯定是第二个。
“富二代”就是第二个孤岛上的人。他们或许不乐善好施，甚至他们的一些行为令人讨厌，但我们离不开他们。他们的父辈主导着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为社会提供着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以及我们离不开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些企业未来将落在“富二代”肩上，换句话说，将由“富二代”为我们提供就业岗位，为我们提供着我们离不开的产品和服务。当然，“富二代”也会在不断创造的就业岗位，不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中，实现收益。
既然我们和“富二代”是一种依存、合作关系，那么是一直仇视、对立下去好呢，还是相互理解，各自做出让步和改善好？这恐怕也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终止仇视，通过“富二代”自身不断改变形象，通过社会不断对“富二代”改变看法，最终消除误解，这才是正途。
“富二代”自发组织“接力中国”（全称“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一个聚集了100多位中国“富二代”的非营利性组织，甚至以“新一代企业家”取代“富二代”之称，这是“富二代”通过行动和宣传的自身改变。对于社会、对于与“富二代”对立的我们来讲，没有理由不充分理解。相反，社会也需要对“富二代”正确认识，不偏激、不夸大，不把个别“富二代”的行为放大到所有“富二代”身上。
如果我们不去正确认识“富二代”，那么消除隔阂将永不可能，而且只要这种隔阂存在，就必然影响到我们和“富二代”不可回避的依存与合作关系，最后只能是两败俱伤，而受伤最深的，绝不是“富二代”。 河南周口 王攀
' />改名容易名至实归难2010-02-10今天的《中国青年报》还有一篇文章和这篇报道“相映成趣”——《新生代农民工反对社会歧视自称白领》。例如一些年轻的装修工人穿得很整齐、干净，开工时换上工作服，干完活儿要洗脸、梳头、换衣服再离开……
从“顶层”的接班人，到“底层”的接班人，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点——都面临舆论的歧视，所以都想改名。但我们一直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好像此前的报道:央视新楼欲改名，网友仍力挺“大裤衩”……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群众的眼睛很亮，但心理未必“健康”。歧视“富二代”，难免包含了吃不着葡萄的心理——你有钱怎么了，还不是靠着富爸爸混来的，有什么好得瑟的？而歧视“农民工”，则包含着一种“五十步笑百步”的优越感——我们天生是城里人，不像你们又穷又土。
昨天的中青报还有一篇报道称:九成网民关注新富家族崛起，上升空间变小致仇富——纵观“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像王健林家族、鲁冠球父子、潘石屹张欣夫妇等大量的富豪都是以家族、夫妻、父子(女)的形式上榜，一批“新富家族”崛起，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
或许仇富和笑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当中间层的“上升空间变小”，不仇富、不笑贫岂不是太“寂寞”，反而会“憋出”更多的心理疾患？
今天的《南方日报》发表评论:突破“农民工世家”的历史因循。评论中说，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官宦世家”，与可能出现的“农民工世家”一样，都是社会不平等且深度分化的表征。那么，除了“官宦世家”和“农民工世家”，还会不会出现既仇富又笑贫的“小市民世家”？
中国工人入选《时代》年度人物曾让不少人兴奋不已，但是这就和新生代农民工自称“白领”一样，对于欠薪、户口、生活成本高等现实困境毫无帮助。
改个名、换件衣服都很容易，但如何做到“名至实归”？
' />“富二代”离“企业家”有多远2010-02-10“富二代”能够意识到这一称谓附带的贬义成分，说明新一代富豪已经具有财富道德感和独立精神，不愿意一味躺在父辈辛苦积累的巨大资本上守成，这标志着中国新富阶层个人意识和财富归属性的觉醒。但在“富二代”自觉远离拿来主义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自身与“企业家”所包含的深义，还横亘着遥远的精神距离。显然，实现“富二代”到“新一代企业家”的跨越，“富二代”从阅历、能量、精神气质以及社会影响力等诸多层面，还不具备与“新一代企业家”相匹配的资质。
首先，创业以及这个过程历经的种种磨难，是成功企业家必不可少的宝贵经验，缺乏这个经历，企业家的精神成长史就缺少一页最深刻的履历。并非企业接班者就不配享企业家之荣誉，而是在接棒过程中，他们也必须经历不亚于父辈的艰辛奋斗过程，而不是靠继承家族产业就能够一步登顶。
其次，“企业家”不仅仅是一个创业拓业概念，还包含着强烈的社会属性，任何企业的运作发展都不可能脱离社会扶持而独大，因而社会责任感是企业家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或许“富二代”不乏乐善好施和纳税意识，但更多是基于人生理念，而非因切身感受而生发出的回报社会意识，这让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缺少一道伦理保障，而强化企业责任感，不仅仅需要制度性强制，更需要强烈的人文信仰和社会信念。
将“富二代”理解为炫富的一代过于偏激了，他们中不乏积极向上者，不乏从头再来者，但无论如何，与同辈人的竞争起点存在着较大的落差，这让他们的奋斗成果先天包含较大的水分。“新一代企业家”之新，不仅新在经营理念，更新在精神气质和价值认知上，因而“富二代”欲实现到“新一代企业家”的跨越，必须自觉抛弃先天的优越条件，才可能与同辈站在一个精神平等点上，争取被大众认同的 “企业家”身份。
其实，“富二代”在出身、教育和成长环境上，有着种种父辈无法比拟的优势，他们视界宽、脑子新、路子野、胆子大、进取心和开拓意识更强，假以时日和历练，辅以正确的理念行为，成为社会中坚的概率极大。但从某些“富二代”“建议”社会应该称其“新一代企业家”这一行为来看，他们还很幼稚，骨子里还脱不开“拿来”的习惯，还不明白“新一代企业家”不是伸手可摘的桃子，而是群体努力奋争并赢得社会认可的结果。仅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离“新一代企业家”还很遥远！
' />贫富二代不约而同的改名隐喻的阶层调适2010-02-10孤立地看这条新闻，并没有多大意思，这不过是被妖魔化的富二代在充满敌意的舆论围观下一种突破污名和寻求救赎的努力，他们一直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如果与另一条新闻联系起来看，就很有意蕴了。
另一条新闻是有关穷人二代的，站在社会阶层另一极的他们也喊出了改名的声音。不同于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调研者发现，有些新生代农民工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比如有年轻人应聘时就要求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还要有夫妻房，然后再谈工资待遇。他说自己不是农民工，是白领。（2月9日《中国青年报》）
富二代想摘掉富二代的污名帽子而叫“新一代企业家”，穷二代拒被称“农民工”而认同“白领”，发生在社会阶层两端这个不约而同的改名运动，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一个转型社会中的第二代人欲摆脱父辈的身份阴影而重估身份、重建形象、重新调适自身阶层认同的努力。刻板的形象即是一种牢笼，固定的符号即是一堵围墙，在代际更替中将成为社会主人的他们，不愿生活在上代人固化的阶层标签中，而想建立属于自己时代。拒绝富二代标签，就是想切断与富一代在身份序列上的脐带，而选择在名称上不依附着前代人的“新一代企业家”。拒绝农民工标签，也有着同样的价值追求：我们不是穷二代和农民工，我们想成为自己，我们想成为白领。
富二代和富一代也好，穷二代和农民工也罢，那仅仅只是一个符号和名称而已，赋予它们意义的是这个社会的贫富结构。富一代和农民工所以成为问题，所以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包袱，正源于这个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阶层鸿沟。富人和穷人生活在社会的两个极端，一个高踞于云端，一个生活在底层。每个社会都会有富人和穷人，我们的问题在于，富人和穷人的比例都高得不成比例，而且富和穷的差距大得惊人—更重要的是，穷人和富人在财富关联上有着一种强因果关系：“富人太富”正源于“穷人太穷”，富一代的财富很多时候正建立在对农民工资源的侵占和剥夺上（比如不公的征地、低工资战略、城乡剪刀差）。
所以，富二代身份与生俱来的污名色彩，农民工称呼与生俱来的歧视意味，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阶层对立和身份冲突的共生物。富二代的污名化与农民工的贱名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人发明了一个词叫“黑夜政治”，这个词的含义是：一些白天干着卑贱工作的下层人，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的时候，就会伺机对富人施暴、砸石头、毁财物。总之，这看不到的“歹徒”很可能就是白天毕恭毕敬地为你擦鞋的下人，他们的“政治”是在黑夜—这个词很贴切地描述出贫富问题相伴共生的内在关联。有生活得很不好、处处受歧视的农民工，就有生活很不安全、处处遭唾弃的富一代；一个社会中，如果穷人的日子不好过，那么富人的日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虽然坐拥亿万财富，但仇富的环境让他们根本享受不到正常社会一个富人应有的尊荣。
富二代的污名，穷二代的受歧视，正是富一代和农民工在贫富悬殊中激烈冲突从而留给后辈的遗产。富二代和穷二代不约而同地吁求改名，就是想摆脱前代人冲突留下的阴影。那个拒绝被称为“农民工”，而想向他的老板争取白领待遇的新生代农民工，他所面对的老板，可能就是一个拒绝被称为“富二代”，而想在“新一代企业家”的新名称中重树形象的富二代。
名字只是一种外在符号，改名，实际上是一次新一代富人和穷人身份的重新定位和关系的重新调适。不想当农民工，就是不想再像过去那样在社会中处于被歧视、被驱逐、被边缘、被掠夺的地位。而不想被叫富二代，就是不想像过去那样在法律之外积累财富，不是通过掠夺他者积累资本，不是以父辈的方式在权贵结盟中聚敛财富。富二代想当新企业家，穷二代想当白领，这是新一代人想弥合父辈的分裂而寻求共识的努力。与过去一样，穷二代和富二代的吁求也依赖着对方，穷二代能不能获得白领待遇，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新企业主给不给他们这种尊重；富二代能不能成为新企业家，又在很在程度上依赖着穷二代对他们的态度。这仍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结果取决于彼此对对方的行动。
名字是很好改的，可是，能不能获得与名称对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资本，取决于富二代和穷二代在调整彼此的关系和重建价值的努力。如果富二代能告别前代人的原罪，摆脱对权力的依附，让创富更加阳光。而穷二代能有权利意识，更有进取心，能通过努力在政治和法律上争取到有利于自身的改变——两者的共识是共同置于一个公平的法律之下，是在有法治的市场中定位各自的身份。
有意思的是，富二代和穷二代的改名都指向了一个具有中层色彩的身份，富二代不想像过去那样以“富”居于顶层，“新企业家”更多是一个中产的标签。穷二代不想像上代人那样以“农”沉于底层，他们想成为白领这样的中产阶层。富人不想过于暴富，穷人不想过于贫穷，大家都青睐更偏向于中层的身份。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隐喻，隐喻着社会各阶层趋向稳定的诉求。他们的共识是：富人太多太富和穷人太多太穷，社会都充满着对抗和不稳定，而只有一个中产占多数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 />“新富家族”的公众印象检验财富质地2010-02-09与演艺明星、运动明星等公众人物相比，富豪群体其实才是明星中的明星，这是以财富和创富为价值核心的社会生态决定的，也是他们在中国历史舞台中无法承让的角色。其公众形象如何，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素质问题和私人事务，往往是涉及社会公众生活和经济生活领域的大事。人们更关注“资本背后的故事”，不是为了满足“仇富”心理和窥私欲，而是因为这关乎社会的公平和信心。
不可否认，“新富家族”中，不乏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但我们同时看到，靠不明资源和投机方式发家、靠官商勾结敛财，靠内幕和暗箱无风险套利，发财后热衷于烧钱游戏、吝啬公益，倚重权利资源轻视民心资源，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中国富豪的精神“硬伤”，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铁打的胡润流水的中国富豪”的原因:财富来得太容易，太糊涂，暴发的结果必然是“爆仓”。
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公共话题像中国富豪一样，惹来如此之多和如此长久的议论。然而新富家族应该明白的是，如果仅仅将此归结为“仇富”情绪作祟，便丧失了自觉更正财富信仰的先机。健康的财富不可能被口水吞没，相反无论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口水，都是富人精神发育的营养液，也是检验财富质地的试纸，在尚无全社会共同认可的财富观之前，所有的富豪都必须经过被舆论考问的程序，才可能敬畏公众利益远离权钱交易，才可能建立社会责任感、公众诚信度为基础的市场道德体系。
“新富家族”的公众印象所透析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富人问题，更暴露了制度的内生性缺陷:权力政体左右着企业人格和财富伦理，令经营者热衷政治攀附和资源劫掠。显然，只有祛除权力不洁，中国财富才可能褪去灰色，享受应有的社会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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