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中有个“子贡拒金”的故事说：

鲁国法律规定：鲁国人如果肯出钱把沦落异国为奴的同胞赎回，就可以从国库领取报酬和奖金。这条法律使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得以重返故国。孔子的学生子贡从国外赎回来了鲁国人，却拒领报酬和奖金，因为他很有钱，愿意为国分担。孔子却批评他，说：“子贡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将不会从别国赎回奴仆了。”

孔子认为，看见落难的同胞施以援手，邦他赎回自己由身带回国，就是一件善举。国家给他报酬，让行善者经济上不受损失，精神上又获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子贡“赎人拒金”提高了道德门槛，以后“赎人受金”者可能非但得不应有的称赞，还可能会被指责：“为什么不能像子贡学习。”为了避免行了善还要被指责，很多人就会对落难的同胞装做看不见了，因为他们不像子贡那么有钱，或者他们不像子贡那么高尚。于是，子贡“道德飚车”的后果就是，沦落外乡的鲁国人因此而不能返回故土。所以孔子才批评子贡。

我们的宣传部门，向来有“道德飚车”的传统：做了好事还不行，还非得“不留名”；救人还不行，还非得“先救别人，后救自己的孩子”；送儿参军还不够，还非要父母重病瞒着孩子，为了让他“安心报国”；努力工作还不够，还非要不计报酬……

这些“道德飚车”的宣传，达到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目的吗？我看非但没有，反而因为大多数人达不到这种超出常人的道德标杆，造成了三个恶果，一是“榜样”的被孤立，因为做不到，只好不以他为伍。二是冷漠，你提倡的，我做不到，干脆不做。

更严重的恶果是，“超高道德”被小人利用来苛责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