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月，我穿着熨得毕挺的中山装，出差海口。海南当时已“开放”了一段时期，海口灯红酒绿，花花世界。据说摆茶摊的老妪在那儿倒卖汽车，内地人疯子般拥挤地那儿淘金。

杭州到海口航班还没有，飞到广州后要转小飞机。小飞机象只小船，载着不到三十个人晃悠着吃力地爬琼州海峡。听它粗粗的喘气和不停地挣扎，真怕它会一头栽入海中。到达海口机场，荒草丛中拉着铁丝网，原来是个军用机场兼作民用。当晚下榻南天大酒店。

高大的椰子树，叶子特别绿、花又特别红的热带植物，南国旖旎的风光把老土们镇得嘴巴一张一合。老土眼里，陌生的暧昧情调迷漫在酒店内。有事想问服务员，就对在走廊搞卫生的两个服务员大声喊：“同志！”不料，这一声“同志！”竟然把服务员吓了一大跳，她们的惊恐之状又令我惊愕不解：或许声音大了点？或许服务员自己正在出神？总之，服务员惊吓之后面面相觑，然后是一脸的不屑。后来才知道，应该称呼小姐，并且要柔声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