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解人意的妻子

深夜铃响，妻在电话里嗔怪：“我过来才几个月，电话费去了数千元，可每次你总是寥寥数语，且吞吞吐吐，不知所云。”

我讷讷半晌依然语塞。妻急了，要摔电话。我慌作一团，不再慢条斯理，对着话筒自嘲：“字字值千金，我能轻易出口么？”“嘟嘟……”妻子还是重重地把电话搁了。经这沉重一击，我顿时怅然若失，不断责备自己，为什么有能力让心绪跃然纸上，却不能让缠绵之语渗透电波，去关心抚慰久经风霜的妻呢？笨嘴拙舌，成了我人生一憾。

妻是乡下人，与她相识还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当时父亲对我娶妻订下了刚性原则：一要居民户，二须有职业。当月下老人把她轻轻推向我的时候，我不便坦然向她公布这两条近乎残酷的“家规”。但我又怕发展下去，将对彼此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于是，我委婉再委婉地向她撒下了至今仍令我羞惭不已的弥天大谎：借口向她许诺盖一幢房子，问她有没有田地可转卖做地基。我知道，只要她一回答，能否符合两条“家规”就可以立见分晓。天真无邪的她竟不知我设下的圈套，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满怀憧憬、柔情万种地告诉我，她是农民家的孩子。

我不知所措：一个是为我操劳一生，而且将为我燃尽最后一丝光热的父亲；一个是我前生相识，今生再见的红粉佳人。我注定要抉择。杨柳岸晓风残月，我心如刀割剑搅，已然粉碎。

姻缘天定。我违背了父命。我俩按民俗在百日内草草履行了婚约，柴米油盐的窘迫也就随之而来。节衣缩食的生活，很快使小家庭沉寂在郁闷的氛围里。往日妻那欢快的百灵声迅即被絮絮叨叨的抱怨所代替。

为了家，妻子终于辗转去了南洋。电话成了维系情思、牵拢心距的唯一红娘。当我决定去笑对人生、晴朗过活之时，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笨嘴拙舌，僵化得竟无法表达跌宕起伏的思想感情。每每手握电话，只有幸福、激动和慌然挤出的只言片语，令妻失望再失望。

我真希望自己能喋喋不休，聊天侃地，逗得她前俯后仰。正如风华正茂时，能妙语连珠，摄人心魄一般把幸福永久圈住。为了一改笨嘴拙舌，满足妻子小小的要求，我颇费心计地把平常想要说的话记在纸上，压在枕头边。等妻来电话时，我再逐条展开对话。岂料我的概括能力特别强，三言两语就说完了。妻仍恋恋不舍地等着听更精彩的。

好在妻情柔心细、善良贤淑、善解人意。她说：“不会说就写吧，把你的心情写在纸上，给我寄来。”

严厉慈祥的父亲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家境困难的时候。那时，兄弟姐妹都没有成家，老父亲总喜欢在饭桌上喝上一小盅高粱酒。说来也怪，他似乎喜欢喝酒，但是每顿饭前他不多不少就喝一盅，从不超过。父亲平时沉默寡言，但就这小小的一盅米酒，能给他带来无穷的谈兴。他谈工作上的不如意，谈家庭经济的拮据，说我们的不是，也限制我们交友言婚的自主与自由。他偶尔也会把一些高兴的事拿到饭桌上让大家分享。

父亲人到中年方才得我，对我自是寄托了更大的期望。平时，不管世事多艰，他都咬着牙把家里所有的担子担负起来，好让我“一心只读圣贤书”。可我自小便迷上了文学写作，一有时间，便云里雾里地“为赋新辞强说愁”。高考前夕，父亲把抽了多年的“乘风”戒了，省下烟钱买了鸡蛋。每天晚上，总是等我从学校晚自修回来后，煎给我补身子。可那段日子，我在报上偶尔上了一些“豆腐块”，便屡屡不顾父亲的规劝，越陷越深，不可自拔。那年高考，我语文接近满分，可数学离及格线甚远。十年寒窗，大学之梦毁于一旦！我自是颓然“独木桥”下，父亲忧郁得把戒了的“乘风”又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