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往往是先找到一个亮点，然后，抓住它，一点一点地串起来，就有可能像珍珠一样，发出生命的闪光。看到当年我写的那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不要“坐而论道”》，那年那月的情景顿然呈现在眼前，那是远离现在的28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三年，即1981年2月。那是一个东风劲吹，充满希望，农村改革在八闽大地勃然兴起，让人难以忘怀的月份。

1978年12月24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像春雷一般地在祖国大地发出了巨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各地广大干部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纷纷投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又一次革命--改革开放，农村改革活动逐步掀起。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各地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自觉性、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当时的福建省委未能摆脱和清除‘左’的影响，认为福建情况特殊，不宜提倡联产承包，不能实行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有一段时间，省报要选用新华社播发的有关联产承包的通稿，还得逐篇向上请示汇报，获批后方可刊用。而“站在历史航船前头”，有“先觉先知”的新闻记者颇感郁闷，“每一个黎明都在守候着每一天的朝阳”。到了1981年1月中旬，新任省委书记项南到任后，为福建农村改革“烧了一把火”，狠抓解放思想，清除“左”的影响，落实生产责任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于是，那年的二月，成了点燃希望的二月，红红火火的二月，春潮滚滚的二月，农户眉开眼笑的二月。那年二月的省委机关报《福建日报》也倍加焕发青春活力，高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旗帜，为推进八闽大地的农村改革冲锋在前，激情无限，鸣锣开道。以刘岳峰同志为总编辑，林振夏、徐明新等同志为副总编辑的编委会，按照省委的指示，把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宣传重点，摩拳擦掌，精心策划，运用新闻的“十八般武艺”，大展身手。首先是抓好消息、通讯。那年备耕、春耕自南而北展开时，福建日报刊发了省委书记项南赴闽南农村调查的记者随笔，借以推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尤其是2月11日，福建日报在一版头条以《抓紧落实生产责任制，大力搞好备耕工作》为题，报道省委、省政府为全面部署抓紧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而召开的全省电话会议新闻，形成声势，加温加势，强调各地把落实生产责任制作为当前农村突出的工作环节抓紧抓好。与此同时，及时报道兄弟省市落实生产责任制的先进经验，如2月5日福建日报按照省委的要求，转载了人民日报介绍皖豫鲁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及产生巨大变化的通讯，以及项南同志为转载此文而写的编者按。更为突出的是运用言论这一武器，联系实际，结合各地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情况，频发社论、评论员文章。如2月5日发表社论《落实生产责任制刻不容缓》，2月12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关键的一环》，2月14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要“坐而论道”》，2月15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要忌讳“包”字》，2月21日发表评论员文章《落实责任制不是一阵风》等等。

这一阶段发表的言论数量较多，质量也较好，主要原因是省委指导思想明确，编委会态度坚决，采编人员热情高涨，特别是搞农村报道的同志，更觉“大有用武之地”，大伙儿把落实生产责任制当成热门话题，并结合来稿反映的情况，以及外出开会听到的情况，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展开热烈的议论。分管的编委也下到相关的处室参加议论。在相互沟通、彼此交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时福建的情况，对于农村改革，似乎有“两头热、中间冷”的“中梗阻”现象，省委主要领导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抓得很紧，广大基层干部、农民兄弟充满期待、跃跃欲试、祈求早日发“包”，而一些机关干部却坐在办公室里，空发议论，妄加评论。在编委领导的指导下，当时搞农村报道的同志针对这种现象，仔细琢磨，深入剖析，并由我执笔撰写本报评论员文章《不要“坐而论道”》，褒奖三明地区领导同志和福州市委分管农业的领导同志，在省委电话会议之后，迅速走出领导机关，下基层抓落实，批评一些同志“就是爱坐在办公室里，泡在会议上，说长道短，却迈不开双脚，下到基层去做认真的调查，做好落实工作。”评论员文章要求领导者下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抓好工作，坚决反对“坐而论道”的不良习性，祛除“清谈风”，鼓起实干劲，不失时机地抓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广与落实。由于这篇评论员文章，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社会反响较好，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在1981年的福建新闻奖评选时，被评为好稿。

回顾这激情燃烧的岁月，福建日报对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宣传，真可谓有声有色，气氛浓烈，采编人员的心境也特别欢愉，热情洋溢，浑身是劲，为福建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广与落实，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彰显“第一把手”抓党报，方向正确威力大，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为福建日报的历史记下了光彩的一笔。

难忘，1981年2月。■（作者为福建日报原副总编辑，省新闻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