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原本是繁荣文艺的好方针，但它得以贯彻执行是很艰难的。在评论专版上，不论是对创作还是演出，我们是很刻意地营造一种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友善交流、真诚切磋的氛围，努力体现“双百”方针的精神，廓清一些认识。

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大批的以揭露“文革”为主要题材的文学作品面世，被称为“伤痕文学”，应该说，这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创作在题材选取上的正常现象。随之，也就出现了一个观点，主张文学创作要多写社会的黑暗面，强调暴露黑暗的倾向，这实际上是对文学功能的偏见。我便组织了文章《略谈歌颂和暴露》，阐述了两者的正确关系，说明就是暴露，也应是善意的，才有利于社会和人民。又如当时文艺界曾出现主张文艺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群众，把作家艺术家的视野缩小在“表现自我感情世界”的小圈子里的倾向。为此，借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机，组织了一批文章，从不同角度重申了文学艺术应该热情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等一系列根本观点。其中许怀中同志或单独或与人合作就写了三篇文章：《从“遵命文学”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指出只要生活在一种社会里，文艺工作者不管有意无意，承认不承认，抑或自以为什么“命”都不遵的人，也仍然无法摆脱某种文艺主张、社会思潮和政治利益的支配，人们尊重鲁迅，恰是因为他做到了“遵命”和艺术规律的统一，高度的政治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作者认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首先表现在敢于为人民说真话，再就是表现在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更表现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

戏剧舞台也迅速繁荣起来，许多被禁锢的剧目重新上演，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但也明显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传统剧目中，大量涉及到封建伦理道德、封建思想意识等问题，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它们进行扬弃，帮助观众正确认识文化遗产，是文艺评论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1980年8月，一位剧作家来稿，题为《谈封建的荣华富贵》，我认为文中提到的对传统戏中宣传的荣华富贵问题，普遍存在误解，值得探讨，于是便组织了讨论。这个讨论引起了福建戏剧界的广泛关注，《福建戏剧》、《舞台与银幕》等省市专业报刊也相继开展争鸣。许多剧作家反映，这样的讨论对提高他们的创作水平很有帮助，在塑造封建时代人物形象时，便会提醒自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要进行正确的甄别，才能起到借鉴作用。这些讨论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收进该校编辑的有关戏剧争鸣的资料库里。中国戏剧家协会也寄语，希望把讨论引向深入，促进推陈出新工作。

我自己写了评论《允许存在的未必要赞扬》(《舞台与银幕》1980年第33期)对传统戏中大量存在的、司空见惯的世态炎凉、欺贫重富，发迹高中、衣锦还乡等荣辱观进行剖析，批评了那种把局限性当积极性来看待的倾向。针对一些作品在创作上一味追求离奇、悲惨、残酷、刺激，表现丑恶、展示扭曲变态的倾向，我组织了《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多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和《谈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等文章，说明作家、作品不能仅仅为发泄个人的恩怨，还要考虑到对社会、对人民是否有益。

还有些剧目未经很好地整理就搬上舞台。存在着精华与糟粕相混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我组织了《要重视传统戏曲的整理改编工作》、《虎扑篮球：戏曲评论的一点感想》等文章，指出有必要很好地进行“剔除封建性糟粕，吸取民主性精华”的工作，特别是对那些“思想内容尚有可取之处，艺术上尚有一定价值，在群众中有影响、受欢迎”的剧目，更要认真做这方面的工作，如《碧玉簮》、《珍珠塔》等。“我们当然允许这类剧目有在舞台上生存的权利，但同时，也应当开展文艺批评，恰如其分地指出这些剧目的毛病”，“我们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努力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引导群众提高文艺鉴赏水平。”

我自己写了《讲求戏剧社会效果》（1980、4、24、本专版）和《要给观众以美感》（本专版）批评了那种宣扬封建迷信、因果报应、色情猥亵等现象，强调推陈出新、“高台教化”作用。并对演出效果十分不好的剧目组织文章讨论，以利“净化舞台”，促进戏剧的创作、演出能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由于办版指导思想明确，又能较好地坚持“双百方针”，一方面通过评论促进创作的繁荣，另一方面，通过争鸣，澄清一些文艺观点的正误是非，使专版办得比较活跃，在文艺界反响很好，他们反映：“你的声音(指专版上表明的许多观点)很有特点。”

在办专版期间，自己还比较集中地写了几十篇评论、随笔、札记刊登在全国性和省内的刊物上。其中京剧《东邻女》的剧评《水仙放华散清香》为人民日报刊用(1981、10、28)；闽剧《洪武鞭侯》的剧评《铁榜昭昭执法难》刊用在《福建戏剧》上，后收入1982年《中国戏剧年鉴》；《近年来我省小说创作一瞥》刊于《福建论坛》(1983年第2期)；还有一些作品为《福建文学》、《福建青年》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