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晚上，秋雨把歌乐山浇得凄凉悲壮。

盛国玉上床准备睡觉，突然听到特务挨着牢房提人。“不到一个小时，出去了两批人。”她说，“过了一阵，特务进女牢喊我们都出去，说办移交了。”

有人问，移交到哪里去？特务回答说，给杨森。“四川人都知道杨森杀人凶，谁也不再开口说话。”

盛国玉和近20名女难友，被关进了楼下的八号牢房。“我们通过门缝看到外面有火光，还闻到了汽油味。”盛国玉回忆，一声哨响后，冲锋枪就从门上的窗口伸了进来。

一阵扫射之后，敌人又打开牢门，进来补枪。

“敌人补枪后，我和胡芳玉没死。”盛国玉说的胡芳玉，是一个参加过上川东武装暴动的女共产党员，四川梁平县(现重庆梁平县)人，年仅23岁。

“胡芳玉站起来叫我快走，我还没回答，她就被敌人看到了，打死了。”盛国玉再也不敢动了。敌人放的火越烧越大，眼看到楼板马上要垮了，盛国玉才往外跑。

慌忙中，盛国玉躲进了男厕所，一头趴到尿槽里躺下。“粪池里还躲着两个男同志。”盛国玉回忆，好像还有人说渴，她实在坚持不住，晕了过去。

两位住在附近的老人看到渣滓洞的火光，跑过来在厕所发现了盛国玉，赶快把她扶了出去。

国民党军队随时可能回来，两位老人找了一身衣服和鞋子，给了盛国玉一点钱，让她快跑。

11月30日，重庆解放。发着高烧、极度虚弱的盛国玉终于安全了。

1949年，在全国各地，集体屠杀被捕共产党员的事件发生了多起，仅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侥幸脱险的同志，包括盛国玉在内，仅35人，185名同志没有迎来解放。

60年过去了，盛国玉仍然记得每一个和她倒在同一个牢房里的共产党员和难友：胡启芳、彭灿壁、李惠明、马秀英、胡芳玉、罗娟华、朱世君、张静芳、黄玉清、左绍英、荣增明，还有左绍英之女、监狱之花卓娅(不到一岁)、彭灿壁之女(不到一岁)。

1949——他们见证了新旧政权更替，在等待中迎来了新生

1949年11月的最后一天，小学教员何裕樵早上起来，就听到了解放军已经进了200公里外的重庆城。这几天，长江里不断有杂物往下漂，那可能都与位于上游的重庆发生的变故有关。

重庆城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继续由城市到农村，逐一解放周边的县城、乡镇。

何裕樵所在的忠县，地下党已经在半公开地宣传“查田定产”。何裕樵解释说，这主要是为摸清土地状况和产量。

30日未到晌午，突然两个解放军战士站到了何裕樵在长江边上的房子门口。“他们背着冲锋枪，问我洋渡镇在哪里？”

何裕樵没有恐慌，详细介绍了情况。“当时国民党政府当官的基本都跑光了，乡镇根本没人管，店铺不敢开，怕遭抢。”

何裕樵说，所有的人，都对这场政权交接既期待，又担心。

得知距这个叫洋渡的乡镇还有30多里地，解放军战士问何裕樵能不能带路。“我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当时是拥护共产党的，也不怕报复。”

何裕樵说的报复，是因为国民党在乡镇留下了很多特务和外围组织成员，专门搞一些暗杀活动。“我们县任家乡的乡长后来就被‘刀二匠’的人杀了。”何裕樵回忆，“刀二匠”是当时在下川东地区接受国民党领导的外围特务组织，以一些反动会道门成员为主。

路上，解放军告诉何裕樵，重庆已经解放了，全中国也马上要解放，要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多为人民政府做一些工作。

何裕樵一路听，一路点头。

到乡镇上，何裕樵又帮解放军找到地下党，军地建立了联系，才回了家。“我回去以后，就按解放军说的那样，帮政府征了半年的粮，后来还当上了农会主任。”何裕樵说。

解放军没有在洋渡镇停留，继续沿江而下，来到了新生场(现重庆忠县)。前来接应的是一个叫田兰先的人。

“七七”事变后，田兰先报考黄埔军校，毕业于第17期步兵科，曾随起义将领吴奇伟死守长江三峡，在宜昌战役中手刃6名日军后被刺下山崖，昏睡3天不死。

“我之前一直信仰三民主义，现在还记得我的国民党章号是‘军贞字03648’。”89岁的田兰先说，“但我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

田兰先在山西被解放军俘虏后，加入了爱国军人自救会，返乡进行抗粮抗捐运动。

回乡前，解放军的干部说：“田同志，你回去后，要多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抗粮抗捐，如果回国民党部队要组织起义，打枪要向天上打。”

田兰先点点头，回到了位于长江边上的四川忠县新生场，立即找到了地下党组织报到。“因为我是从解放区回来的，看到了很多新生事物，就讲给地下党的同志听。”他说，当时的忠县县长秦德瑜多次找到他，了解解放区的情况，一边听还一边做记录。

按照地下党的指示，田兰先当上了伪民团的中队长。手下有40来个团丁，10多条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