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胞胎”文件前后不一，暴露了当前依法行政的艰巨性，行政文件发文盖章的随意性和公文处理程序上的违法性。防治文件“三胞胎”，必须加强公众、行政、司法三重监督，多管齐下，确保行政文件始终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

政府“红头文件”居然闹出“三胞胎”!据《中国青年报》4月13日报道，标注安徽阜阳国土局【2006】161号的文件竟出现三个版本!不仅年份相同批号相同，标题、盖章单位也一样，但格式与内容不同，甚至有的条款“相互打架”。

文件打架，农民受害。“到底该信哪一份文件?”被拆迁农民的困惑又一次警醒人们:要想有效束缚公权力这匹“野马”，必须拽紧法治的缰绳。

“三胞胎”文件前后不一，暴露了当前依法行政的艰巨性，行政文件发文盖章的随意性和公文处理程序上的违法性。从内容上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被征收土地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都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阜阳市国土局显然没有确定补助标准的权限，阜阳市政府也没有“批复同意”的权力。从程序上看，按照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发文办理包括草拟、审核、签发、复核、缮印、用印、登记、分发等程序。这其中的每一道环节都应当进行认真审核，才能传送到下一个环节。而公文一旦盖章发出，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能随意改动。如果需要改动，必须撤销或声明前份文件作废，而不能同时生效。在这样严格的行政法治程序面前，“三胞胎”文件依然得以悍然登场，如果不是置若罔闻，那就是别有用心。

考验政府智慧与执法水平的还不仅在于此。面对关涉上千户被拆迁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下发文件过程中，如果没有农民的参与，不能反映农民的呼声，最终形成的文件又如何能得到农民的认可与遵循?文件制定之后，如果不交付政府法制部门来审核把关，又如何能保证文件本身“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在这种背景下匆匆忙忙出台的文件，又怎么可能得到社会各界有效的监督?程序缺失，民意缺乏，监督缺位，行政文件一旦偏离法治的轨道，即便不是“三胞胎”，也会衍生出其他的怪胎。

依靠文件理政，在当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某些管理者看来，在《立法法》集中上收立法权限之后，制定公共管理法规或者规章，不仅要经过“繁琐”的立法程序，还要向上级备案登记甚至报请批准，“影响权威与效率”。而通过红头文件制定公共事务的“游戏规则”，程序简单且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内容所指包罗万象，于是，“从法规规章向红头文件逃逸”便成了公共管理的一种本能。老百姓对此讥讽为“黑头(法规)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口头”。对此，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

防治文件“三胞胎”，必须加强三重监督。就公众监督而言，规范性文件制定必须通过听证充分吸纳公众意见，使听证制度合法化常态化，并及时反映在将来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就行政监督而言，对“红头文件”也要像对行政规章一样，建立备案审查程序，以便上级行政机关及时掌握动态，政府法制部门严格把关，防止文件互相“打架”——否则，就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就司法监督而言，针对违法的行政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样多管齐下，才能确保行政文件在众目睽睽之下，始终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