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贪污受贿近500万元落马，被称为全国最贪县委书记。大到万元以上的彩电、皮包、手表，小到几元的洗漱品、袜子等，赵仕永都公然以公款报销，创下贪官中的报销之最。

像赵仕永这样大小钱“通吃”的贪官并非特例。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交通局原局长雷建民贪污数额达378.88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达433.32万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渭南市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官员。雷建民还是一个“细心”的人，大到现金小到葱，他将受贿的财物居然记了整整27页纸。

赵仕永的“袜子”和雷建民的“小葱”，与这两起腐败大案的惊人案值相比，可谓是“九牛一毛”。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不难发现，许多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都是由一点一滴贪婪的积累，最终变成巨贪大蠹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袜子”、“小葱”，才成就了赵仕永、雷建民的“千万身家”。

古人云：“邪生于无禁，欲生于无度。”不难想象，假如赵仕永、雷建民当初把手刚伸向“袜子”、“小葱”时就遭棒喝，他们也就失去了大把捞钱、创下“最贪县委书记”和“渭南贪腐之最”的机会，他们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也不会如此严重。

然而，这种“棒喝”却来之不易。我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才构成犯罪。要给赵仕永、雷建民定罪，小小的一双“袜子”、一根“葱”是连塞牙缝都不够的。

放过小贪等于纵容大贪。香港廉政公署的经典口号“贪一块钱也不行”为人们所熟知。 对腐败犯罪“以赃计罪”，并规定较高“起刑点”，实际上是扭曲了腐败犯罪的最本质特征，会助长腐败分子的犯罪意念。

打击腐败需要的就是“一钱斩吏”的决心和“零度容忍”的理念。这样看来，哪怕是小小的一双“袜子”、一根“葱”，也应当成为让腐败分子闻之色变的“绊马桩”，这才是反腐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