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世博第一人

在中国向国际展览局提交的申办材料中，有这样一句话：“最早见识世博会的中国人名叫王韬，他亲历了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

王韬（1828—1897），字紫诠，号仲弢，江苏吴县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在母亲的老家昆山锦溪镇教书的王韬，接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斯的邀请，去上海墨海书馆参加编校译书工作。在那里，他广泛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方式，同时也向人们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清同治元年(1862)因涉案被官府缉拿，亡命香港，从事著述、翻译和办报活动。此后，他又去往欧洲，游历了英法诸国，并且走进了巴黎世博会会场。王韬目睹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新发明，惊叹道：世界博览会好比一场赛奇会、炫奇会，令人大开眼界！

回到香港以后，王韬写下了《漫游随录》。其中有不少篇幅记载了丰富多彩的欧洲见闻。特别是他亲历了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有如此记述：“盖此院之建，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因将开设博物大会，特为万国陈设各物公所。……法驻京公使伯君于其中创设聚珍大会，凡中外士商有瑰奇珍异之物，皆可入会，过关许免其税。”

有趣的是他还专门记载了一个广东戏班在世博会上演出的情景：“有粤人携优伶一班至，旗帜新鲜，冠服华丽，登台演剧，观者神移，日赢金钱无算。”广东人那时就把粤剧带到了法国。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水晶宫是龙王的居所。1851年，英国举办首届世博会，会址选在伦敦的海德公园，居然以钢铁为骨架，以玻璃为主要建材，建造了一座水晶宫，作为博览会的举办场地，以展示进步和繁荣。当时的中国人把它翻译为“炫奇会”。王韬亲历了巴黎世博会后，寄旅伦敦，也参观了已经搬到伦敦郊区的水晶宫。在《漫游随录》中他描写道：“……地势高峻，望之巍然若冈阜。广厦崇。建于其上，逶迤联翩，雾阁云窗，缥缈天外。南北各峙一塔，高矗霄汉。北塔凡十四级，高四十丈。窗栏槛，悉玻璃也；日光注射，一片精莹。其中台观亭榭，园囿池沼，花卉草木，鸟兽禽虫，无不必备……”王韬将水晶宫称为“玻璃巨室”，虽然没有机会参加伦敦世博会，在参观水晶宫后，仍深感“光怪陆离，奇幻不测，能令观者目眩神迷”。

由于水晶宫实在很大，王韬一共参观了四天，每次买门票花费两个银钱。他每次早晨去，晚上回，都会在同一辆汽车上遇到一男一女。王韬以为他们是夫妇，彼此熟悉了之后，才知道他们是一对恋人。要等到一个月后，才通知亲戚朋友举行婚礼。即使是见多识广的王韬，也为此感到奇怪。因为在中国，哪儿也找不到这样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

王韬在《漫游随录》中，还有虎扑篮球：伦敦博览院内画院的描述：“英人于画院之外，兼有画阁，四季设画会，大小数百幅悬挂阁中，任人入而赏玩，入者必予以画单，画幅俱列数号，何人所画，价值若干，并已标明。”他提到的“画会”，指的是世博会中的美术陈列馆。显然，这里的“画会”除了展示，还提供一套相对成熟的交易流程，类似于今天的艺术博览会。

在中国近代观察西方的文字当中，博览会都成为记述的热点。在被称作政治寓言的梁启超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和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吴趼人小说《新石头记》中，博览会都被视作强国和文明的象征。青浦人陆士谔甚至在他的幻想小说《新中国》里，借助梦境，虚构了1851年(宣统四十三年)上海浦东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情形。“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梦境中的浦江大铁桥、地铁(电车隧道)、越江隧道等三大工程及其方位，竟然和现在的南浦大桥、地铁一号线及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出奇地相仿，令人惊叹。

然而，亲历世博会并写下精彩文字的第一人，毕竟是王韬。（来源：深圳特区报）

向世界宣传中国的先驱

王韬还是一位国学大师，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先驱者。

王韬早年供职于上海墨海书馆，参与外国传教士主持的翻译西书的活动。清同治元年（1862），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事而受到清政府的通缉，避难于香港，结识了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当时理氏正着手英译中国儒学经典，所译《四书》英文本作为《中国经典》的一、二卷已经在香港出版，其他各经籍的翻译工作进展得艰难而缓慢。遇到王韬，他立即聘其为译书助手。由于王韬的加盟，译书工作进展速度加快。至同治四年（1865）7月，《书经》译述宣告完竣，作为《中国经典》第三卷刊刻行世。随后，《诗经》、《春秋左传》的英文译本相继出版。与以前流行的中国古代典籍译本相比，理雅各、王韬合译的《中国经典》内容相对齐全，翻译水平比以前的同类作品有所提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欧洲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标准译本。

王韬具有深厚的传统学术文化造诣，被时人称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他在《中国经典》的英译工作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负责所有译著的前期基础工作，每译一经，他都要事先博采群书，详察密考，写成笔记，以供翻译之用。对于理雅各弄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还要研讨说明。他为翻译整理编写出大量的笔记与资料，如《皇清经解校勘记》二十四卷、《国朝经籍志》八卷等。他所写的文章有很多被收入《中国经典》。

王韬赴英助译时曾做历学论文5篇，其中两篇为理雅各所采纳，收到《中国经典》第五卷书首的序言中。理雅各高度评价王韬所做的努力，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称赞王韬说：“对我来说，只有第一流的中国学者才有价值。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与他匹敌的本地学者。”（张海林《王韬评传》第10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继王韬之后，陈季同、辜鸿铭继续光大中华文化外播的事业，先后用西文撰写出介绍中华文化的著作、译作，把中华文化的外播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史革新 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