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五期间我国应该如何提高收入水平的幸福感

1、改善“生产-流通”环节的社会管理，增加收入的幸福感。相同的收入在中国购买到的效用比国外更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生产-流通”环节的社会管理工作还没有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没有意识到这个环节管理出问题，会导致物价太高，收入老是跑不赢GDP。要尽量减少流通环节。我们国家在这一点上很多政策需要改进。比如，钢材需求企业不能到钢材生产厂直接购买，必须通过中介；再比如，我们的高速公路收费，这都加大了流通成本。

前段时间北京菜价突然疯长，但国务院很快下发《国务院虎扑篮球：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发改委、财政部和交通运输部决定取消国有所有收费公路上针对整车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通行费，菜价很快降下来，老百姓深感政府对于“菜篮子”的管理太有力了。辛辛苦苦种白菜的农民一整车白菜买不到几十元，到了城市，一颗白菜就几块钱，中间的差价全被中介和税收部门拿走了。这就让少数的中介企业家暴富，而大量的老百姓很穷。这是严重的不公正，国家应该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高速公路收费以及一切公路收费不仅仅增加交通拥堵，还导致老百姓生活成本提高，政府可以考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投资过高速公路正在享受回报的私人资本可通过提前支付本利方式要求其尽快退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老百姓利益和资本利益之间权衡时要向老百姓倾斜。

2、加强资金监管，全面推行信用卡制度。只有诚实劳动赚来的钱才有人敢光明正大的花。而我们国家几乎每一个城市个人的大宗商品消费都可以通过现金进行，我们常常听说煤老板在车后备箱装满了钱来买车买房。这样的现金交易也让官员腐败得来的钱可以偷偷摸摸消费掉。如果大力推行信用卡制度，一定额度以上的交易必须通过信用卡进行，这样一个人一生的消费交易都是有记录的，这对于遏制腐败，遏制公款消费，进而提高社会的公平度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呼吁十二五期间国家做好这样一件事情。

3、加强对于产品品质的管理，提高消费的幸福感。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出现，而且市场上日用品、服装、电子品等等商品的假冒伪劣产品真是太多了，这是事关百姓幸福感的大事情，国家一定要在十二五期间全力解决。要下决心决不让一件次品流向市场。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乳液，出台制度，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不但让这个企业主倾家荡产，还要让他、她永世不得经商，决无任何情面可讲。制度的力量是最大的。我的其他一些大学的老师说总有学生会迟到，影响他、她上课的心情。我们中央财经大学倒是很少有学生会迟到，但我还是制定了一个制度，谁如果上课迟到，期末考试扣10分，一个学期下来，99%的课堂没有一个人迟到。

还有，一位从德国毕业的同事告诉我，德国大学生为什么必须没日没夜的学习？因为他们实行“教学一、作业二、考试三”的制度，也就是教学的难度只有一，作业的难度是二，考试的难度更大，是三！而且绝不点重点、划范围，我从上学期开始试行这一制度，学生们的努力程度真是更好了。我的一位从华盛顿州立大学毕业的同事告诉我，她的一位老师还有更严格的制度，第一堂宣布，这个学期不仅仅有期末考试，还有一次随机考试，我也不知道何时会考，总成绩要结合这次考试。一个学期下来，每堂课之前同学们都得要认认真真的复习，真是“时刻准备着”，这样的制度用于抽查企业产品质量，一定是有效的。既定的收入买到的产品品质更好，幸福感就会越强。

4、改善教育的政策。我们去年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这是一件大事情，但需要科学管理教育。哈佛大学以及MIT的Coen Teulings 和Thijs van Rens在世界一流学术期刊《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指出，短期时，教育的社会收入等于私人收入，长期时，由于内生技术进步过程具有外部性，教育的社会收入大大超过教育的私人收入，并且长期的社会收入远远超过短期的社会收入。

这说明，教育的投入对于GDP总量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要严格实施去年公布的中长期教育规划刚要提出的加大教育投入的承诺。这一篇论文还指出，教育收益率（不论是私人和社会）与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人力资本每多受一年教育，教育的收入就会减少2%。这个论断的启示是，从我们国家还是低收入水平国家来看，仍然要以发展初等和中等教育为重点，因为这样对于社会而言，收益率更高。

今年春节回来，我岳母告诉我，她自己去了河北平乡县一中，上课时间去了很多高中班教室看，几乎每一个教室都是闹哄哄的，大部分同学都在打牌，老师也不管，或者教室里根本就没有老师。这也是一个样本，基础教育的问题已经有这么严重！国家要下大力气抓了。还有，我们国家还要对再分配性税收进行大力改革。柏林自由大学的Kai A. Konrad等人对“投资于教育，你能获得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他们提出，高度自信的人由于相信自己能从投资中获得高回报，因而会投资于教育；而一般人则不会。他们以不同水平的税率作为投资选择的特征，得出投资于教育的人占总样本的比例与税率间的关系。

得出的结论是，认为自己天赋高的人喜欢高的再分配性税收，以此作为阻止他人投资于教育的壁垒，因而税收减少了投资于教育的人所占的份额，并增加了那些投资于教育的人的报酬，所以，改变税赋结构，对于调整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是非常有意义的。再就是，中长期教育规划提出了加大私人投资于教育的力度。但这里仍然需要科学决策。日本大阪大学的Katsuya Taki等人证明，如果最终产品的生产所需的人力资本不是高度独特的，比如艺术性人才，则公立教育具有优势，若独用性较强，则私立教育系统将在下期产出更多GDP。所以需要将私人资本事先引导到培养独特性人力资本上，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民办大学一窝蜂投资于会计、金融、计算机。

对于教育机会问题，政府也要特别谨慎。美国西北大学的Igal Hendel发表的学术论文很有借鉴意义。在他们的跨期的动态模型中，短期内由于需要借款或遗产较少而未接受教育的人，在长期内他们的后代有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因此，随着越来越多高能力的人接受教育，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下降。在跨期的动态模型中，由于当期受教育或获得的工资均会影响到后代财富的分配，因此其对后代受教育及技术溢价均会产生影响。

该模型论证，在教育机会上更多的公平会导致结果上更大的不公平，也就是说，减少对高等教育的财政约束会加剧工资的不平等。降低借款利率会增加穷人中受教育的人数，降低受教育群体的平均能力，从而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所以政府在加大教育机会公平政策时，还要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收入的不平等。（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张苏 徐静怡（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