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菁：海纳百川的海洋文化是中国人浴火重生的动力

为中华文明保持海洋文化的荣光

记者：福建精神中的“海纳百川”与上海精神的“海纳百川”是一样的吗？

苏文菁：上海的发展契机是作为中国近代五大开埠城市之一；天然地具有了移民、多元、开放的文化底色。这是上海精神的核心内核。但是，由于历史时期的不同，上海精神尚不具备海洋精神中更重要的“创造”、“拼搏”的内核，而这种精神是需要漫长的历史机遇来检验的。

记者：从漫长的历史时期来看，闽族群是如何展现出“海纳百川”的海洋文明特征呢？

苏文菁：福建精神中的海洋文明特质是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来检验的。她不仅在主流文化支持对外开放的唐宋元时代表现突出；而且在主流从海上退缩、实行闭关自守的明清时代，代表着中华文明中的海洋文化的因素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贸易活动；为中华文明保持了海洋文化的荣光。这是福建精神特有的。

唐朝中叶，由于怛罗斯战役(751年)的失利与“安史之乱”(755-763年)的爆发，由汉朝拓展的、连接东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被截断。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由黄河中、上游开始向东、向南转移。地处东南的福建逐渐走入中原文化的视野。有唐一代，福建逐渐形成了沿海经济文化带，并初步出现了以三个主要河流入海口为中心的繁荣区。7世纪以来，中亚的阿拉伯人迅速崛起，阿拉伯人建构起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福建人积极参与其中，特别是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构成的东方海洋贸易网络中，福建人的作用举足轻重，并且福建沿海经济从海洋捕捞型为主向海洋商贸型为主转变。这对于强化自古以来的福建经济文化的区域性特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成为构建中古世界海洋经贸交通与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福建的海洋文明特性也是唐末王氏闽国能够在福建统治长达近一个世纪，在五代十六国中成为强国的重要因素。

宋代是福建的海洋文化特性彰显的时代。宋代的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开洋裕国”为国策，且册封海神妈祖为国家神祉(1156年)。宋代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使得中国传统的对外陆路交通几近断绝，而使海外交通显得特别的重要；在元朝不仅重建了汉唐以来的统一的中国，而且，将版图几乎扩展为整个欧亚大陆。元朝取代了阿拉伯人的地位，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贸易国家。大规模、持续的海洋贸易活动自然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国传统的官方史书之外多了区域与全球互动的知识结构，除了宋朝的《诸番志》，还有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这一类的世界地理文化书籍。

明清两朝开始“海禁”，这样无论是只允许官方贸易的朝贡，还是“寸板不得下海”的“迁海”，对中国的海洋文明都是沉重的打击。由于生存意志的选择，以福建沿海为代表的东南沿海民众，以各种形态反抗封建中央朝廷的意旨，并以移居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形式，保持了传统中华文化圈的存在。此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件国家海事活动：“通琉球”与“下西洋”都利用了福建人传统以来的海洋文明的结果：木质帆船时代的航海技术与造船工艺，对海外航路网络的掌控，以及不可或缺的海神妈祖的信仰支持。可以说，以福建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族群，从区域的文明顺应历史的潮流，开台湾、下南洋、走西洋、去东洋，代表亚洲之中国继续参与世界文化与经济的大循环；同时，福建海商持续、大规模的海洋活动也造成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迁播。

以福建商人为代表的中国比欧洲更早走向海洋，他们在海外贸易活动中产生了一系列组织化、制度化，以及技术上的创新；他们创造了股份制、公司制等形式。这些都表明：远在宋明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正以渐进的方式向近代社会转型。于是，我们看到了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老欧洲人的眼里，中国民间的海外贸易商代表的就是中国；而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眼里，这些违禁下海的商人是“盗”、“寇”、甚至是中央王朝的弃民。福建海商在当时以“非法”的身份成为唯一的一支能与老欧洲殖民者进行对话的中国海洋力量。持久、规模化的中国东南沿海商人的海外活动，不仅带来了中外物流的交换，也推动了世界文化体系里中华文化圈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