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菁：敢拼会赢是闽人极具创造力的文化个性

开辟海外航线中的推陈出新

记者：闽人在闯荡世界，开辟海外航线过程中是否对中国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有诸多突破与创造呢？

苏文菁：由于海外贸易市场的拉动，早在农业文明时代，福建人就突破的个体、手工的生产，而有了批量化、磨具化的产品。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藏入帝王家的珍品并不能代表文明与进步，只有进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消费品才能构成人类正常的文明生活形态。

我们举外销瓷为例：福建有大量的古窑口遗址，以宋元、明清时期为主。与内地各窑口不同的是，福建的各大窑口都发现了能够批量制作瓷器的模具。今天，我们从全球各地都可以发现大量的用模具批量生产出来的福建古代外销瓷。这足以说明福建的瓷器业主要是在海外需求的拉动下发展起来的。珠光青瓷就是这样的例子，该瓷是南宋福建同安汀溪窑的产品，主要销往日本。考古发现在日本镰仓海岸就发现了大量同安青瓷碗。同安青瓷传到日本后，受到日本“茶汤之祖”村田珠光的喜爱，故日本学者把同安青瓷称为“珠光青瓷”。同安窑系的技术是从浙江龙泉窑学来的，但是同安窑标准化、批量化生产之路，因此在海外具有更大的市场和影响力。福建的陶瓷业从学习北方窑口开始，发展出自己的标准化、批量化的工业化生产，这种生产模式为福建外销瓷在全球瓷器市场上争得了主导地位。

历史上，漳州的“漳绒”和“安达卢西亚布”也都是闽商推陈出新的例子。比如我国在汉代织造工艺复杂的绒圈锦，日本人将绒圈隔开起毛，革新成一种新产品——“倭缎”。 倭缎的技术通过日本和福建间频繁的商业活动而传回福建。漳州人改进了倭缎的公益，成为了盛极一时的“漳绒”。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记载：“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盖质已先染，而斫线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北虏互市者见而悦之。”

以拼搏精神突破文化制度上的桎梏

记者：从历史上看，闽商是如何以拼搏精神突破文化和制度上的桎梏，从而创造出惊人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苏文菁：在文化方面两宋时期是我国海事发展史上的一个小高峰期，福建的海事事业在这个时期得到快速发展。伴随着海事的快速发展、福建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海神”信仰，最重要的神祗就是泉州海神“通远王”和莆田海神“湄洲神女”。妈祖在宋代被官方正式册封，在元朝又被巩固而加强，是对福建乃至全国的特别是沿海居民的信仰的肯定。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其他海神所不具备的。

明清两朝的“海禁”对中国东南的海洋文明是个致命的打击。宋元时期，福建是中国经济最繁盛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赫赫有名。但福建没有像金矿之类的自然天然资源被“发现”，也没有新兴产业的出现，更没有外来资金、技术的支持，只是调动起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明清两朝的“海禁”与闽文化的价值趋向完全悖逆。这种官方意识与民间选择的冲突造成的结果是福建当地的民生凋敝、了无生机；同时在民间，海洋文明的惯性并以各种扭曲的形式出现。有人利用朝贡贸易，以海外诸国贡使及通事的身份，引领海外诸国入明朝贡，从中获利。也有官员与官兵“往往私造海船，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更多的则是走私、偷渡。

傅元初在《请开海禁疏》中说：“海乃闽人之田，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加上荒年歉收，饥馁遍地，穷民往往被迫入海从盗，啸聚亡命。海禁一严，无以得食，则转而劫掠海滨，海滨居民男女老幼束手刃，抢男霸女，金银宝物尽为其所有，为害尤其酷虐。”即使是“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家”。由此，我们知道嘉靖年间的“倭患”，完全是由于“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鱼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倭患”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闽商私人资本武装反抗封建专制压迫的性质。如明末清初的郑氏航海集团，是一个纵横东亚、东南亚的海上商业王国。郑氏父子反清，清代以来史书多称郑芝龙为海盗，其实郑氏集团主要从事大规模海上贸易，为保护商船并拥有海上武装力量。一旦明政府松驰海禁，对闽商作出一些让步，开放月港，“准放东西二洋”，“市通则寇转为商”。如明朝闽南的走私港——九龙江入海口的月港迅速崛起，成为“福建—菲律宾—美洲”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