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文化建设的推进 以法治文明为视角

内容摘要：法治文明，即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遵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和所取得的成果。法治文明建设将历史、权利、法律内化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这是更高层次的法治建设

关键词：法治文明公众参与

进一步推动法治建设，是当前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作为前一阶段的法治建设重点，从微观角度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经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十几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而当前正面临深刻的社会变革，构建一个更为先进的法治框架，才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法治建设上升为法治文明建设即为时代的应景，法治文明建设更加注重历史的因素、人的因素、权利的因素等，这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所谓法治文明，即是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是人们在具备一定社会条件的前提下，把法律遵崇为治国的方式，以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保障人民权利和所取得的成果。[1]由此可以看出，法治文明建设将历史、权利、法律内化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这是更高层次的法治建设。

一、从文化到文明

在日常生活中，讲到文化，我们常讲“中国传统文化”，而很少讲“中国传统文明”；同样，我们有讲“人类文明”，而很少讲“人类文化”。社会上的发展成果和发展的阶段特点都可以称为文化，而文明是在这些成果上升为制度的时候，才称为文明。从时间上来看，文明的产生晚于文化的产生。文化的承载者是民族或族群，每个民族或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而文明却不同，承载者是一个地域，一个文明地域可能包含若干个民族或多个国家。从这个角度上说，文明是比文化层次更高的概念。

法律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和标志。法律本身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和属性。从法律的起源和产生过程来看，在原始社会，调整社会成员之间依据的习惯和礼俗，权利和义务没有完全分开。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外交往的增多和频繁，习惯、宗教、道德逐渐分离，习惯上升为法律。马克思说：“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2]。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3]。法律自身便带有文明的属性。可以认为，法律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二、法治文明的特点

法治文明从历史发展中汲取精华。在西方，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先考虑这些，然后才考虑到公正和善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本人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如果有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就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4]之后，其学生亚里士多德更是对法治作了如下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并进一步论述：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13世纪，英国布雷克顿法官认为，国王不应在任何人之下，但应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博登海默认为，人类对正当程序的需求导致了社会对于规则的需求。[5]而这些规则一旦形成则必须获得遵守，所要求的规则正是法律，而遵守规则正是法治的要求。1959年在印度的《德里宣言》中，国际法律专家会议对法治作了如下全面的定义：确立立法机关和责任政府的权利范围、完善公民权利的救济机制、遵守人权保障的最低标准、维护司法独立的基本架构。法治文明的内涵和外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的充实和完善，并最终得到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