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历史告诉我们,敌人最害怕的,就是我们最强大的。 古田会议召开两年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夜之间,上海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血洗;一年之内,全国30多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一名国民党将领回忆道:“为什么当时杀这么多人?就是怕枪杆子一旦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天下很快就不是我们的了。” 这一血的教训也唤醒了中国共产党人,敌人最怕的是我们掌握枪杆子,有自己的军队。此后,才有了“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才有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三湾改编,才有了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军魂的古田会议。 我们的军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催生的真理。经历过血雨腥风的老红军说:“党手里没有枪杆子,就是人家的盘中肉;枪杆子离开了党,就像树没了根,别人一推就倒了。” 从打天下到坐江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今天已看不到“四·一二”之夜的血腥屠刀,但是,“铸魂”与“蛀魂”的较量不仅从未停歇,而且一直是不见刀枪的战斗。 但是,今天在一些人心中:敌人在哪?敌情在哪?已经成为现实的困惑,甚至已经淡漠或遗忘了这个概念。 遗忘就意味着毁灭。苏联共产党只有20万党员时打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政权;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保卫了政权;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俄罗斯智库专家认为,苏联拥有强大的核武库,但没能阻挡国家的分裂、苏共的瓦解。其中原因很多,很关键的一条是,苏共放弃对军队的领导,危急关头军队袖手旁观,美其名曰“保持中立”,甚至有的变节。 “看不见的敌人”“无形的刀子”,有时比明火执仗的对手更危险。在今天的意识形态战场,它看上去怀着“善意”,其实包藏祸心;看上去宣扬“正义”,其实在挖陷阱;看上去调侃娱乐,其实笑里藏刀;看上去揭示真相,其实颠覆历史;看上去没啥目的,其实老谋深算……不论怎样乔装打扮、改头换面,其实都是在争夺人心、搞乱军心。 对此,要冷静观察、清醒判断,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和战略定力。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给那些国家和地区带来的都是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灾难。他们之所以得手,大多是那儿的军队出了问题。他们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同样要千方百计在军队打开口子。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背后都潜藏着一个目的,就是要突破官兵思想防线,动摇和破坏我军这个坚强柱石和钢铁长城,在我们的“命根子”上捅刀子,妄图把军队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只要我们永远铸牢军魂,他们想把中国搞乱搞垮的图谋就不可能得逞。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铸牢军魂,是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任何时候都不能“挂空挡”。今天的军人,经历过枪林弹雨岁月的已经不多了,对已成为部队基层官兵主体的80后、90后,怎样补好党史、国史、军史这一课?这是攸关党和军队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是军队政治工作必须打赢的硬仗。 习主席深刻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坚守军魂,是我军特有的强大政治优势,是敌人最害怕的。对此,我们务必无比坚定和清醒。 (五) 古田会议纪念馆大厅,挂着四幅油画肖像,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常有游人感慨:“这四个人真伟大!” 对此,党史专家傅柒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历史不可以假设。如果能假设的话,当年陈毅若有一点私念,有没有古田会议,开成什么样,毛泽东能不能回到领导岗位上,就很难说了。” 当时在这四个人中,虎扑篮球:红军怎么建、向何处去,存在严重分歧。久争无果后,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受到严重警告处分,朱德被书面警告。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党内争论,出发前到蛟洋同毛泽东交换意见,两人又吵了一架,各执己见,未能统一。之前毛泽东声称要打倒“陈毅主义”,这次又不欢而散。 到达上海后,陈毅接连提交了5份书面报告,不仅客观地向中央作了汇报,而且直言不讳地承认与自己有思想分歧的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 当时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周恩来,坦承中央在“二月来信”中指导红四军工作“有些毛病”,主动作出自我批评。朱德对陈毅带回的中央“九月来信”,表示“无条件地接受”,“在真理面前举双手投降”。毛泽东深为感动,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承认自己“工作方法和态度的不对”,“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回过头来看,古田会议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开创了党内积极思想斗争的先河,为新形势下反对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树立了光辉样板,提供了一面“洗洗澡、治治病”的镜子—— 下级奉承领导成了一门“学问”,原则丢脑后,不怕肉麻。上级讨好下级成了一种“艺术”,用“过年话”忽悠人,栽花不摘刺。 是非抛一边,利字摆中间。干事没本事,应酬有一套。平时不学习,只忙搞关系。 会上台上调门很高,背地里拉拉扯扯、封官许愿。嘴上说的是党性原则,心里信的是“厚黑学”。 原则不坚持,处处和稀泥。有错不敢批,既怕得罪人,又怕丢选票,只求保自己。 一事当前,奉行“难得糊涂”。遇见问题绕着走,矛盾面前当“鸵鸟”,为官不作为。 凡此种种,其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共产党人的真理品格。如金一南教授所言:“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那一代遍求救国真理的中国人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首先记住的创痛是民族的创痛,首先惦记的富强是国家的富强。” 有人说,古田会议是毛泽东的胜利、毛泽东的幸运,其实它是共产党人真理品格的胜利,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幸运。今天,如果我们丢了共产党人最宝贵的真理品格,未来何谈胜利、何言幸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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