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在“新四化”之后增加“绿色化”

提高国民经济“绿色化”程度

上溯两个世纪，几乎与现代化相伴随，生态恶化开始挑战人类文明，甚至成为越发展越严重的文明病症。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或先或后，每个走上现代之路的国家和地区，都遇到了生态之槛。

能否走出生态困境，成为如何评估现代文明的关键性问题。如何解决这种困境，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理论的重要依据，生态伦理，随之成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维度。

从大的方面来说，对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解释，大致形成了两个方向：一种认为，危机是由技术化、工业化、城市化等一般性原因引起的，与制度无关；另一种则认为，危机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尤其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体制）的产物，源自制度性缺陷而非文明发展的胎记。很明显，第一种解释为现代文明打上了“原罪”的烙印，使生态困境成为无解的问题。第二种解释却有着和科学发展、现代文明、历史进步一致的方向，为危机的解决提供了积极的思考方向。

马克思主义为第二种解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马克思主义摆脱了之前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抽象空洞的理解，区分了自在自为的自然界与“人化的自然”，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建立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人及其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关系，实现了自然、社会与人的真正统一。通过实践理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被科学地揭示出来，前者体现为生产力，后者则集中体现为生产关系。马克思要寻求的是这两种关系的双重协调与和解。前者的和解是以后者的和解为前提的，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要内置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解中，生态的和谐要通过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革新而完成。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这一警告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针对性的。《资本论》中马克思这段话为恩格斯的警告补充了批判对象：“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也就是说，“对自然界的胜利”，是逐利性生产关系的涸泽而渔；自然界的报复，则是掠夺性生产方式带来的恶果。

这些至理名言，为今天我们理解“绿色化”提供了基本视域，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

以“人与人关系”求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提醒我们，必须改变那种滥觞于传统工业社会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增长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它同时启发我们，中国本应该更有能力发挥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缓解甚至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和裂隙。

转变生产方式首当其冲。这是“绿色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GDP能耗虽然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但有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甚至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墨西哥。对于最能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农业生产，有专家指出，中国不到世界10%的耕地，耗掉了全球化肥总量的三分之一。这种高能耗、低能效，高污染、低环保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之后整个消费、交换、分配等链条的走向，迫切需要彻底扭转。

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幅提高国民经济“绿色化”程度、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已成“绿色化”的第一要务。生产不仅是个经济学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哲学范畴，人类全部生存活动都可以理解为生产的过程和结果。它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也包含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后者是前三者的建构者和消费者。合理推演这个逻辑，生产方式的转变，天然内含着人自身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调整。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在时间上是同时的，在逻辑上则互为条件。

从一些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看，“绿色化”的实现固然是由立法、制度建设、政策引导、惩罚机制设计等国家治理措施主导的，但也同样深深得益于社会的环保启蒙和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与集体性的低碳生活、绿色消费、循环利用习惯密不可分。

一个环境友好型社会，必然会有习惯垃圾分类、自觉节约水电、选择可回收包装的普通市民，这几乎成为生态文明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体现。

实际上，按照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理论，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有着更宽阔的内涵。它不仅意味着绿色的、低碳的生活，而且也意味着简单的、讲求明规则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不仅意味着勤俭节约的个人生活，而且也指向涤浊扬清的政治生态。多一分风清气正，少一些庸懒散奢；多一分廉洁自律，少一些奢靡追求，这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而且也是“绿色化”向价值共识层面延伸的合理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