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这一天,袁林看着漫山遍河的部队,心里是有几分明白的。 他当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巡视员。凭着职业敏感,他从《红色中华》报署名张闻天的《一切为了苏维埃》文中,嗅出一丝新动向―――“文章说,保卫苏维埃并不是固定在苏区内消灭敌人,要打到敌人后方去。” 这是离长征仅十余天时,唯一公开发出的信号。 形势明摆着。袁林说:“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刚失败,大家心里都很烦闷,有人骂李德那一套洋玩意在中国行不通。”童小鹏记得,前四次反“围剿”他老忙着处理俘虏,这一次却闲得发慌,全被派去修堡垒。可没有钢筋水泥,挡不住飞机大炮,苏区21县很快锐减为约8县。10月初,“形势越发紧张起来”,不走不行了。 可走也走得莫名其妙。袁林带着刚招募的六七百新兵拿着棍子梭镖急赴于都,只见漫山遍野的部队混杂大量辎重,连庞大的印钞机都带上了。大军日行十余里。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去军团首长总会当面交代任务,再紧急也打个电话,这次却只指定方向前进,而且一天一通知。为何转移?转移去哪?均不得而知。” 刘伯承回忆长征,用的是“猝然决定”。 4 决定者之一的李德,这一天未过于都河。 他自忆半夜至拂晓一直在与项英彻谈。于是,在中央红军已因一系列“左倾”瞎指挥被迫转移的最后时刻,却仍是由这位外国来的军事顾问,向留在苏区的负责人做最后交代。 黎明河雾,他骑一匹良种白马,又另带一匹马专驮咖啡香烟,飞驰而去。 5 这一天,毛泽东疾病缠身。 苏区已千疮百孔,他的意见不被采纳,却仍在以苏区政府主席的身份给留下的干部讲话。这一天,检点行装,他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两天后出发。 聂荣臻记得,9月中旬与一军团长得令秘密准备转移后,曾一起找毛泽东想问个究竟。而毛泽东却答非所问地提议: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图书馆如何?当时的他能说些什么。亲弟弟毛泽覃被留下(半年后牺牲),他也无法说些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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