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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至1948年，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13年间，这里经历了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70多年前，这条长达几百公里、黄土飞扬的陕北高原之路，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行经，他们步行七八天来到延安，有的人怀揣一本《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中国现代诗人何其芳笔下抗战时期的延安景象。

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仅1937年至1938年一年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接待和向延安输送青年2万多人。

白求恩、巴苏华等支援中国抗战的外国友好人士也来过这里。

白求恩

巴苏华

延安到底有何奥妙？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对比颇具代表性。1940年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情况，先后到了重庆和延安，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中心给他留下深刻但截然相反的印象。

在重庆，陈嘉庚看到，男长衣马褂，满清制服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鞋红指甲；行政官可私设营业，检察院不负责任；政治办事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

陈嘉庚与毛泽东

而在延安的短短八天，陈嘉庚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是平等。陈嘉庚回忆说，他到毛泽东住所正遇南洋学生到来，不敬礼便坐，决无拘束；还有一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举办母校成立周年会，抗大学生要表演球赛，一位学员当场邀请在座的朱德上场打球，朱德二话不说脱掉外衣便与学员奔抢。

二无苛捐杂税。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工人、农民均负担合理的国家赋税。

三是实行民主政治，即“三三制”，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边区还建立了回民自治区。

“中国共产党倡导施行的这几项政治、经济、民主政策的重大改革，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以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为主要构成的‘中间势力’，服从抗日救国图存的大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杨延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