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的根基在社会，其产生的前提在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实际上，这个概括是不严密的，因为，国家权力安排的开放性，不是到近代才有的，在此之前也多少存在，如古希腊的雅典，其公共权力向所有公民开放，并要求所有公民必须参与城邦的公共政治生活，而雅典并没有因此出现现代意义的政党。可见，国家权力安排的变化是政党产生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政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呢？从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区别来看，这个充分条件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马克思指出：“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的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而现代的国家就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的相互适应。”[2](P283)这种分离使得社会从国家中获得独立，由依附国家的社会变为能够自主的社会。在国家与社会一元的条件下，社会是作为国家的社会而存在的，人们在社会中所形成的团体与组织，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产物，不是社会自身运行的结果，这样，团体与组织自然也就构不成社会的多元化存在，因为，它们既很难形成相互之间的各自独立，也不可能作为独立的力量来面对国家权力，进而争取掌握或分享国家的权力。但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的条件下，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形成的团体与组织，不仅各自相互独立，而且也能作为独立的力量直接面对国家权力。社会的这种独立以及由此形成的多元化存在，正是政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充分条件。这种理论的现实注脚是很容易在各国政党的发展事实中找到的。

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完全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政党，不管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以及以怎样的形式产生，从宏观理论上讲，都离不开三大前提条件：一是国家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权力开放性；二是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所形成的社会自主性；三是社会利益分化和自主结社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多元化。这三大前提条件决定了任何试图迈入现代化，并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社会，都必然会产生出政党。政党是一定社会利益集团借以代表和表达其利益，并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或掌握国家权力以实现其利益的政治组织。因而，政党是社会借以进入国家体系，影响和主导国家运行的重要中介。

社会的多元是政党得以产生的前提，换言之，政党存在体现的是社会的多元。多元的背后必然客观地存在着利益的差异、意见的分歧与理想的冲突，当这些差异、分歧和冲突通过政党来提炼、来表达、来自我维护的时候，政党在无形中就可能成为分解社会、撕裂国家的力量。所以，在西方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早期，政党并不被视为积极的政治力量，相反被视为可能导致社会与国家分裂的政治宗派，并由此遭到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鄙视与反对。美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建构美国宪政制度的时候，就明确认为党派分立以及由此引发的“党争”对社会、对国家都有巨大的危害。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1796年9月17日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就对党争可能带来的危害提出忠告：“我已经提醒你们，在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并特别提到按地域差别来分立党派的危险。现在让我从更全面的角度，以最严肃的态度概略地告诫你们警惕党派思想的恶劣影响。不幸的是，这种思想与我们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并扎根于人类脑海里最强烈的欲望之中。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所有政府机构里，尽管多少受到抑制、控制或约束。但那些常见的党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最令人讨厌的，并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它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进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引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大开方便之门。外国影响和腐蚀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在这忠告中，华盛顿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种“党争”根源于人类本性，难以消除，只能警惕和防范。美国的联邦党人麦迪逊也明确反对党争，他从党争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看到其不可避免性：“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有同样的区别。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所以，“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方法才能求得解决。”他们对党争危害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时至今日，他们当时所担心的现象还常常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生，尽管今天的政党与当年的政党不可同日而语；而他们所意识到的党争原因，则构成后来政党发展全面展开的基本动力。然而，有一点是他们当年没有预见到的，即政党在今天已被世界许多国家和社会普遍接受，并成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