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义利观”长期地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你要讲“义”就不能讲“利”，富了就是“为富不仁”。这种对立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后有了根本的转变。

中国传统社会中，财富的来源主要是两个，即所谓的“耕读”，“耕”就是农业生产，“读”就是通过科举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古时候，中国的一个家庭若被称为“耕读传家”，那么就不得了。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有着浓厚的重农传统，社会地位上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处于末位的商人，要么非常低调，要么就结交官府。到了清朝时，有钱的商人就买一个候补道台做做。很多富商即使赚了钱，也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子女回归到“儒”上，培养他们念书，或者想办法买一个官做做。

传统社会中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的，不少人对此存在误解。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是“权力所有制”，所有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所有的大臣，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过是为皇帝管理资产，皇帝可以随时剥夺。皇帝剥夺财产，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从来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比如，汉朝时期，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分三份：一份是政府开支，一份用于皇帝家族的开支，还有一份最荒唐，给皇帝造陵墓，做皇帝第一件事是先修墓把老皇帝葬掉，还有给自己修墓。

历朝历代所谓的“均贫富”，其实都是“均贫”，富是“均”不了的，因为富的重要基础就是权力。要“均贫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下来然后分掉，这也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而且，一旦真正掌握了政权，政策马上改变了。真的坐了天下，如果不纳粮，那统治者吃什么呢？因此，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大力宣扬儒家学说中的重义轻利的思想，由此形成了中国人对立的“义利观”。这种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不是开了这个门，纠正了对财富的扭曲观念，能有今天这样的情况吗？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的确也出现了不少社会弊病，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肯定：我们的政府能够把富民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采取了措施，使人民群众真正地富起来。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在西方社会，基督教的伦理原来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新教的伦理就通过对教义进行新的解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富裕，不仅是你自己的事，而且是荣耀上帝的事，这是为上帝增光。通过正当的手段致富，上帝也有面子。同时又告诉你，富了之后，应该做慈善、社会公益等等，所以你们的富是堂堂正正的。而在我国，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能敢说“富是光荣的”这样的话吗？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把很多优良的品质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好像富了就没有优良的品质了，就是“饱暖思淫欲”之类。因此，是改革开放确立和塑造了中国人的现代财富观。

（作者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