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化的角度解读儒家哲学，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哲学的性质。教化追求的是一种“应当”，儒家哲学始终如一地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它提出的智、仁、勇“三达德”，仁义礼智信，忠义孝悌等道德规范，就是这种“应当”的具体表现，它们构成教化的具体内容。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主流哲学的特点，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的、价值论的哲学。在儒家哲学那里，“求真”是服膺于“求善”的目标的（例如，格物致知本来是为求真的，但实质上却成了道德修炼的从属手段），由此乃至忽视了对求真问题的探讨。

西方哲学的教化学说

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人文主义的，而西方哲学则属于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也反映在教化观上。黑格尔哲学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黑格尔从个体的直接性与本能性，与理想的理性存在者的普遍性对比的角度，来看待教化的重要性。教化之所以有其重要性，在于人就其本性来说，原本处于直接性与本能性的状态，但从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角度来说，他却不能停留于直接性与本能性的层面上，而应当上升到普遍性，因此，哲学应当提供这样的教化作用。教化的本质，正是在于使人成为普遍的、理性的“精神存在”。正由于教化对于哲学如此重要，所以黑格尔甚至把它看作是哲学“存在的前提条件”。

秉承德国哲学的这一传统，伽达默尔对于哲学的教化作用不仅是认同的，而且还着力凸显教化对于哲学乃至整个“精神科学”的意义。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他甚至把教化认定为精神科学的本质。哲学与精神科学所体现的人文主义传统，被归结为教化概念的传统，由此教化概念被赋予崇高的地位。精神科学之所以能够存在，依赖的正是这一“教化”的因素。“因为精神的存在是与教化观念本质上联系在一起的。”（《真理与方法》，第14页）伽达默尔并认为，教化概念所体现的这一人文主义传统在与现代科学要求的对抗中赢得了某种新的意义。

此外，伽达默尔还把“教化”与“共通感”概念联系起来。这里的“共通感”，是在维科的意义上使用的，即它是“在所有人中存在的一种对于合理事物和公共福利的感觉。”这种意义上的共通感，在伽达默尔看来，是教化所要达到的目标。

当代的美国哲学家罗蒂也谈论教化的问题。基于对传统“镜式哲学”（即把认识看作是对事物的客观的表象）的反对，罗蒂的“教化”概念的主要含义是，教化哲学的目的是进行谈话，以“发现新的、较好的、更有趣的、更富成效的说话方式”为目的（《哲学和自然之镜》，第315页）。他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哲学就可帮助人们避免产生自欺。这样，所有的哲学就被罗蒂归结为两种类型：“教化的哲学”与“系统的哲学”。前者引导的是正确的思想观念，以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为代表；后者代表的是不正确的观念，以笛卡尔、斯宾塞、卡尔纳普等人为典型。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罗蒂而言，哲学的教化作用在于引导人们建立某些正确的思想观念与方法，包括不把人的本质看作是某种本质的认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