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部分先富”到协调发展

“部分先富”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它符合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各地区资源分布不同，科技教育水平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实现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195）。“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4]（p152）它同时严厉告诫人们“要防止两极分化”[3]（p195）。

事实证明，“部分先富”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到20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与此同时，“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12]（p697）。党的十七大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台湾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13]（p16）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方针。协调发展、成果共享，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鲜明体现。

3、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

自从世界上产生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同其他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新的革命论和革命不能输出论，预见到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共存共处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严共处的思想。但由于战争阴影时隐时现，这种共处不可能是持久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由于“冷战”的影响，这种共处只能是冷战共处。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指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必然的和长期的，这一论断为制定新时期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