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红色经典的评价，是一个纠缠着各种非文学因素的复杂问题，高度的政治化，几乎是现代中国文学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红色经典的评价经历了“十七年文学”的辉煌和新时期后的冷落、质疑，到了1990年后它又处于尴尬的文坛地位和暧昧的文学史阶段中。

当然，红色经典不可避免的带有产生时代的色彩及其局限性，红色经典中革命激情的建构和理性规范确实充斥着文学的感性叙事，成功地传达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实用要求。红色经典的作品虽然带有特定历史时期思想的超前性或观念的先进性、现代性，但它风行于“十七年”及其以后很长时间，而且发行量巨大、社会影响广泛深远，根本原因应该是它的审美愉悦价值和审美认识价值。因此，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极大的审美耐心进入红色经典作品，对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予以重新审视，应该有很重要的意义。

自新时期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由于时代语境的变迁和新意识形态的兴起，人们对红色经典的批驳，主要体现在作品概念化倾向严重，观念不具有永久价值，内涵不够丰富，个性不够鲜明，正面主人公过于高大和理想化等等。但新世纪以来，红色经典整体上的文学价值日益被人们认同。比如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鲜明动人的人物性格、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气势宏伟的史诗品格等。对红色经典整体上的评价和分类有了明确清晰的定位。通过对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品“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及《艳阳天》、《苦菜花》等进行细致的作品分析，特别是对《红旗谱》的日常化的革命叙事的阐释，对《红岩》作为空前绝后的意志传奇的评价，对《艳阳天》的农村日常生活的传奇和乡村权力斗争本相的揭示，都令人耳目一新。

以《红旗谱》为例，从文学和社会学的视角看，我们会发现《红旗谱》的创作并未完全突破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创作方法的“规训”，但因为梁斌本人朴实真挚的情感、独特的生命体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尤其是他有意识追求的创作个性，使作品呈现出极大的优势，将一定的传奇成分与文本基质的日常性有机的结合，产生了独特的审美品格。小说在表现主人公朱老忠革命性、斗争性的同时，还表现了他敢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心肠。当然，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的这种侠义品格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一种革命英雄主义。但这并不妨碍小说成功营造出的一种符合中国传统农民审美倾向的侠义精神。再比如小说中提到，严家要去济南探监，但没有路费。冯老兰趁火打劫，只用80块钱就买去了严家视为命根子的“宝地”。严志和悲痛欲绝，在一天晚上带着江涛来到“宝地”上，趴在地上张开大嘴啃着泥土。这样的情节完全是属于几千年来与土地融为一体的中国传统农民的，从而跳出了当时的时代局限，拥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从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与叙事逻辑几个方面着眼，并以出色的日常写实作为全书的基调，再附以适度的传奇成分，使《红旗谱》具有了独特魅力，获得了无可取代的文学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