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毛泽东主席的这段话主要有3层意思，一是肯定佛学是一种优秀文化，二是赞扬中华民族吸取外国优良文化的品质，三是赞颂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壮举。今天我们纪念的是比玄奘法师大约早200年的法显法师西渡斯里兰卡1600周年。法显西行求法，在西赴印度和从斯里兰卡归国的途中所遇到的艰险困难可能比玄奘还要多、还要大。法显西行求法的经历、事迹、贡献、精神值得我们总结、弘扬。

今天，笔者想简略地讲一下法显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以作为对这位伟人的纪念。笔者以为，法显这方面的重要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律藏的传译。法显出家后，常慨叹律藏传译未全，立志前往印度寻求。法显西行后带回的《摩诃僧祇众律》和《弥沙塞律》填补了中土律藏不全的空白，连同先前他人译出的《四分律》和《十诵律》，构成为中国律学和律宗的四大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戒法仪式，影响极为深远。

二是对毘昙学的推动。法显在国外抄得《杂阿毘昙心论》约六千偈与《康诃僧祇阿毘昙》，回国后与他人共同译出《杂阿毘昙心论》，推动了毘昙学的研究和弘扬。可惜的是，该书已遗失，但也有学者认为，南朝宋僧伽跋摩补译《杂心论》时，他所依据的也许就是法显从印度抄写带回的梵本（游侠：《法显》，《中国佛教》第二辑，第46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6月）。

三是对涅槃学的弘通。法显在国外得到一些佛经，抄得《方等般泥洹经》约五千偈，回国后与人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该经高唱佛性之说，又不讲阐提成佛，引发竺道生的质疑和中国佛教内部的争论，对中国佛教义理建设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法显传译的律、论、经三藏，内容涉及个人的宗教道德修持、宇宙万物的结构和本性，以及众生的本性和成佛的根据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对于提高中国佛教信徒的行为规范、道德素质、理论视野和思维水平，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涵。

四是对《佛国记》的撰写。《佛国记》又名《历游天竺记》、《高僧法显传》等。此书系法显根据游历三十二国的所见所闻，记述了包括佛教发展、历史地理、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世俗信仰、物产气候、社会状况、政治制度等丰富多彩的内容，保存了古代中亚和南亚的珍贵资料，对了解相关国家的文化有着重大的价值。此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教游记、僧人西行游记，19世纪以来相继被译成英、法、日等多种文字，为各国佛教学者、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所重视。

五是榜样的示范作用。汤用彤先生总结说：“……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一卷，第28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法显是中国第一位越过葱岭西行天竺并且通过海路携经而归的僧人。法显的事迹，树立了一个西行求法僧人的光辉榜样，启发、激励后人去学习效法。南北朝昙无竭、唐朝玄奘、义净等人，都仰慕法显的高风，以法显为楷模而立志西行取经。法显的勇猛精进、求法忘身的崇高品格，成为此后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精神动力，从而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

法显的业绩是光辉的、贡献是卓著的、精神是伟大的，法显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纪念。（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