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晋江已经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转折，由贫弱的传统农业县发展成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中等城市，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很难直观地感受到城镇与农村的明显差别。这是晋江始终坚持从当地实际和侨乡特点出发，依靠广大农民的力量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以农村工业化促成农村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结果。

　　晋江历史上始终是农耕社会，主体是农民，产业是农业，形态是农村，人多地少是最基本的区情。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工业化对农村的排斥和计划体制的禁锢，晋江经济社会一直处于“体制性贫困”状态，独特的侨乡优势和厚积的商业传统始终无法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占全县人口92%的农民只能困守人均不足6分的耕地，2/3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据历史统计资料记载，晋江1978年人均GDP只有154元，分别比全国、全省和泉州地区低225元、119元和17元，财政收入只有0.1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07元，号称“高产穷县”，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中典型的农村。

　　改革开放彻底扭转了晋江历史发展的轨迹，使晋江得以挣脱二元结构桎梏，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极大地调动了晋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制约，农民积极性越高，劳动力剩余问题就越突出。完成农村第一步改革之后，当地干部、群众从历史和现实的观照中得出一个结论：晋江要脱贫致富，就必须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改变传统农耕社会的产业结构，把工业引进农村。从此，晋江开始了“三闲起步、三来过渡、三资上路、成片开发迈大步”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开创了“以市场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晋江模式”，带动了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改革开放30年来，晋江GDP、财政总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高达20.12%、22.12%和16.84%。到2007年，常住人口人均GDP达37073元，比全国、全省和泉州市高出18408元、11411元和7409元，三次产业结构为2.0∶65.7∶32.3，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总产值达1322.95亿元，用占全省0.53%的土地承载了9.3%的工业产值；财政总收入达60.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617元，比全国提前5年进入总体小康，进而率先实现了宽裕型小康，综合实力和县域竞争力连年居八闽之首、位列全国百强前茅。

　　综观晋江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谋求突破二元体制、努力推进城乡一体，其实践成果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

　　其一，突破二元分割的经济结构，奠定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城乡一体化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关键在于城乡产业的合理布局和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改革开放前，晋江农民被单一农业经济牢牢束缚在极为有限的土地上，大量剩余劳动力不仅不能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反而给农村发展造成沉重负担。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晋江经济早已实现从农业主导到工业主导的重大转型，培育起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特色产业集群，非农产业成为县域经济支柱。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看，30年来晋江最大的成就莫过于通过农村工业化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促成几十万当地农民就地、就近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吸纳了来自全国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产业结构的这一历史性巨变，不仅减少了农民、富裕了农民，而且冲决了横亘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无形堤坝，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为城乡一体化奠定了经济基础。上世纪80年代初，晋江农村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不上1/10。刚刚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06年，在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近90万农村从业人员中，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超过9/10。当地农民的绝大部分家庭经营收入来自非农产业，绝大多数工资收入来自本地企业劳动所得。

　　加快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是农村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成果。尽管晋江农业经济比重逐年下降，占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基本稳定在2%左右，但农业基础地位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发展规模经济、建设现代农业成为可能。目前，全市已有1/4以上耕地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实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形式实行适度规模经营，既稳定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又促进了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以工哺农力度的加大，不仅改善了农业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机械装备、科技水平和服务体系，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农业经营理念和内部结构，促成农业由小农生产转向规模经营、由自给半自给转向商品生产、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畜牧、水产两大支柱产业和蔬菜、水果、食用菌三大优势产业在晋江农业产值中“五分天下有其四”，基本形成区域化种养、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格局，农业标准化、产品品牌化和优良品种、先进技术迅速得到推广，龙头企业和产业化组织发挥了联结市场和农户的重要作用。据省农业部门测算，2006年晋江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已达80.51分，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其二，突破二元分割的空间结构，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上世纪80年代，晋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彻底改变了以农为主的产业结构，也日益改变着以农村为主的城乡格局：一批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小城镇和中心村迅速崛起，急剧扩张，成为农村生产要素集散地和社会生活中心；一批工业园区和专业市场相继形成，集纳了大量企业和商户，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空间结构；一批公路和通讯项目接次实施，密切了城镇、工业区与农村的相互联系。与此相伴随，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一部分当地农民逐渐向小城镇集中，改变了传统农村的人口结构。原来农村占绝对优势的空间格局逐步被“县城—小城镇、工业区、专业市场—农村”所代替。1991年撤乡建镇，1992年撤县建市，2001年被赋予中等城市的规模定位，2003年中心市区推行镇改街、村改居、农民改市民，成为晋江农村城镇化的四个标志性事件。

　　实践证明，农村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催发农村城镇化，进而提出城乡一体化的新要求，这种要求首先在城乡规划建设上直观地反映出来。撤县建市使晋江农村城镇化进程结束了主要依靠乡镇企业发展拉动的自发阶段，进入政府主导和经济驱动并行的有组织时期，进一步体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导向和特征。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晋江始终坚持把649平方公里土地和121公里海岸线作为一个城市整体来统筹城乡规划建设。通过“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集约化经营手段推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通过“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的高密度建设方式提高产业空间集中度，缓解了资源、环境制约；通过“住宅向现代社区集中”和“人口向市区和集镇集中”的明确导向促进城镇发育和发展，加快了人口城镇化进程。初步形成覆盖全市、统筹城乡、互为衔接的市域城镇规划和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建成城乡一体的交通、通讯、信息、能源网络和垃圾焚烧发电处理系统，“百村示范、村村整治”和“家园清洁行动”等农村环境建设工程深入开展，城乡公交一体化投入实施。

　　其三，突破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深化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工业化、城镇化深刻地改变了晋江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人口结构，农村和农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和农民。许多人实现了从农民到现代产业工人、民营经济创业者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转换，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差距逐步缩小，2007年收入差距已经下降到1.8∶1，接近世界中上等收入国家1.5∶1的水平；外来人员中的常住人口高达50多万人，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趋向融合。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提出了逐步实现城乡居民以及当地、外来常住人口共享工业化、城镇化成果，拥有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的内在要求，推进社会一体化成为晋江城乡一体化实践的新主题。

　　一是加大农村公共资源配置。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城乡适龄学生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得到平等保障，职教贫困生享受财政补贴，农村中学建设全面达标。镇镇拥有卫生院，村村建有医疗所，初级保健工作全面达标。首创“法定奖励、奖励扶助、节育奖励、贡献奖励、特别奖扶”相结合的农村计生家庭奖励制度，人口与计生工作利益导向机制不断完善。农村人均运动场所拥有量大大高于全国、全省水平，有线数字电视和宽带信息网络村村通，农村文化服务比较完备。村村建立警务室和巡逻队，人防、技防手段日益健全，报警定位电子系统逐步向农村普及。随着农村社会的进步，基层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村村订立村规民约，移风易俗日渐深化，荣获“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市”和“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先进市”称号，被民政部列为农村社区建设试点。

　　二是探索社保城乡一体。最低生活保障城乡统一、动态调整、应保尽保，目前保障标准为280元，平均补助水平达135元。新型合作医疗打破城乡界限，筹资标准、财政补助水平和结报补偿比例逐步提高，目前筹资标准为110元，个人只需缴纳20元，今年上半年补偿率达30.3%，人均补偿额1521元。率先建立“凡征必保、即征即保”的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筹资比例实行“政府出大头、农民出小头”，个人只需负担20%，月发标准为280元，并将逐步提高。建立慈善总会，累计筹集善款7.3亿元，长期实施助学、解困、复明、安居等慈善工程，在全市各村建立爱心援助站，按月向困难群众提供柴米油盐等生活补助。

　　三是逐步解决外来人员平等待遇问题。公开承诺“决不让外来务工人员得不到合法劳动报酬和权益维护、决不让其子女失去义务教育机会”，并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率先实现义务教育均等化，12万多名外来学生免费接受与当地学生同等的义务教育；率先创设“企业欠薪保障调剂金”，企业用工环境在政府督导下不断优化；率先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险、户籍登记、证照办理、生殖保健、预防接种、医疗互助、劳务纠纷、法律援助、急难救助以及购买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方面，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或类似的待遇。在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险的人员中，外来职工比例已分别提高到48%、42%、67%、33%和33%。

　　四是开辟以工促农的新途径。发挥民营经济发达的优势，发起“百企联百村、共建新农村”活动，发动工商企业界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探索以工促农、工农互益的长效机制。活动开展一年来，已有71家企业与村民自治组织结成共建关系，形成公益捐助、产业带动、合作共建、劳务协作、智力支持等模式。部分企业与农村经联社共同组建新农村建设公司，采用股份制方式结成集体、企业和村民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合作进行旧村改造和土地整理，实现了工农双赢。

　　对于晋江而言，统筹城乡既是产生于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的内在要求，也是贯穿于这一过程的自觉实践。撤县建市之前，这种要求更多地带有“外向”特征，主要诉求是打破城市对生产要素的高度垄断、改变农村的弱势地位，最终结果是突破了城乡分割的经济格局，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并由农村变成城市；撤县建市之后，这种要求则更多地带有“内向”特征，主要目的是自觉调整县域内部的城乡、工农关系，防止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扩大城乡差别、产生新的城乡分割，根本措施是始终坚持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有机整体、放在统一框架内来统筹推进。通过实践，我们深深认识到：

　　其一，统筹城乡必须不断解放思想，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三农”问题。我国农业人口众多，耕地和水资源严重不足。几千年农耕社会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仅靠单一农业经济既无法实现农民富裕，也无法确保农村稳定。晋江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印证了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有“跳出农村看农村、跳出农业看农业、跳出农民看农民”的新思维，努力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实现从单一到复合的转变。一方面是“人要拉出来”，不断完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土地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农村人口有序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中的主体作用、政府在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中的主导作用、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在人口城镇化中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是“钱要投进去”，既要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发展的扶持，也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村，还要合理盘活农村资源、资产，提高农村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其二，统筹城乡必须落实以人为本，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益。无论是工业化、城镇化还是城乡一体化，从根本上看都是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主体是人，目的在人。要着力民心和民生，把以人为本、促进农民全面发展落实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各个环节之中，把充分考虑农民承受力、切实增进农民利益作为农村一切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防止农民利益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受到损害。要全面理解和把握“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方针，克服急于求成、简单片面的思想，正确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人类与自然等关系，防止只重一点、不计其余。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集中体现为征地拆迁中的权益保护问题，要通过深化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确保农民平等地共享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妥善解决土地收益问题。

　　其三，统筹城乡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以发展的眼光推进新实践、解决新问题。晋江的实践表明，当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提出城乡社会一体化的新要求。尽管晋江已经全面实行按实际居住地登记管理的居民户籍制度，不再有农业与非农业人口的划分，但附着在城乡户籍上的福利保障待遇差别尚未全面剥离，近年来所进行的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合作医疗城乡一体化以及确保外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推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体制等种种探索，就是把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与其他方方面面的社会改革结合起来的尝试。今后晋江还将进一步把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由经济层面拓展到社会领域，努力构建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城乡居民逐步享有更加平等的公共服务、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并力所能及地把工作领域从本地居民拓展到外来人口，在更大的范围内探索统筹城乡的路子、构建城乡一体的机制。

　　其四，统筹城乡必须发展县域经济，充分发挥县（市）一级的重要作用。县（市）一级直接联系着广大农村和农民，既是统筹对象，又是统筹主体。县域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制约着基层政府的施政能力，而且影响着统筹城乡的实际效果。晋江改革开放30年来较好地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始终坚持把县域经济做大做强，从而奠定了统筹城乡的经济基础。实践表明，破解“三农”问题既要理顺城乡关系、依靠城市带动，也要深化农村改革、释放基层能量，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使县（市）政府权、责、财相一致，才能确保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持续发展，增强基层政府促进城乡统筹、加强民生建设的财力保障，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形成城乡互动联动、共存共荣的和谐关系。 （杨益民 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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