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昨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会上，16位政协委员做了主题发言，痛批大学衙门化。(3月9日《新快报》)

　　政府对高校过度的行政干预，并不自今日始。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以官阶高低看待任何机构，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高校自然不例外。规定各高校不同的行政级别，就是这种惯性思维使然。某校部级，某校副部级，某校正厅级，于是，各种有高校校长出席的会议，参与的校长在人们的眼里，不再是教学科研机构的领头人，而是大大小小的一批官员。官阶高，架子当然足，来头当然大，俨然是官阶相对较低的校长的领袖。李炜光先生在《寻找大学校长》一文中写道：“今天的中国，没有大学校长，只有大学官长。”诚哉斯言！

　　高校衙门化，严重地挤压了平等自由的学术论辩空间。在官场，讲究的是服从，下级服从上级，行政系统才可能有效运转；在高校，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独立思考。两者方枘圆凿，无法混一。高校既然衙门化，学校处于以官阶高低论尊卑的严密的行政体系之下，那么，教学科研人员本该自由平等的学术论争首先就成了权力大小的较量，职衔高的，说话分量就足，而作为一校之长的校长，先天地具备了衡定一切是非的权力。这和自由平等的学术精神背道而驰。

　　政府在给了高校的行政级别的前提下，派遣相应官阶的官员充当高校的行政负责人，也就名正言顺。某校部级，某校副部级，某校正厅级，其负责人即校长当然也就是部长，副部长，厅长。当高校排行以行政级别为标志，而忽略其教学质量，学术成就，中国的高等教育，凭什么和先进的西方国家争雄长？

　　现代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努力挣脱奴隶意识，培植壮大平等思想。而高校就是培养现代公民意识的最佳温床。在这里，是不应该强化尊卑有序的权力意识的。

　　世界通例，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民国时期也有类似规定。从前，西南联大将要北上的时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傅斯年马上指出，蒋须立即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40年代后期，胡适任北大校长，国民政府先后请他做考试院长，兼职国府委员，他坚辞。他说：“依据大学组织法，我决不能自己解释国府委员不是官而不辞北大校长”。

　　1919年6月15日，因为政府的行政权力对北大的过度干涉，蔡元培愤而辞去北大校长，他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斩钉切铁地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为什么呢？他发挥道：“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容不得强权干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淡化高校的权力意识，还高校充足的自由民主的学术空间，是培养平等意识，塑造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