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商史”所以应该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因为传统中国商品经济形态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官府权门与商业经营之间有着异常紧密的结合，并由此而产生出与欧洲中世纪晚期以后城市工商业发展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

许多学者不明白这个区别，一看到中国历史上城市商品经济具备了可观规模，就兴高采烈地据此论证中国如何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社会的萌动”，如此结论与历史的真实脉络当然南辕北辙。

其实王亚南先生早在60年前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农业生产力在丧乱之后有了一些恢复，依政权统一，农工业生产物加多而展开的商业，就照应着专制官僚机构的扩大，官僚阶层消费欲望的增繁，而使官商暗中的“苟合”得到一层发展。在这场合，中国都市的政治性，商业性与消费性，就“相得益彰”地尽情发挥。然而由商业与胡乱消费所给予政治上的腐蚀影响，不旋踵间，就由官僚阶层勤于剥削搜括，而怠于奖劝农事水利的颓废倾向上充分表现出来。…… 一切打击生产者特别是打击农民的措施，从四面八方紧逼拢来；贪污、横夺、欺诈，先是压迫着农民的生产条件，进一步压迫着他们生存条件；…… 等到农民大批流散、大批死亡，大批成群结队变为叛变队伍，社会劳动生产力实已被残酷的封建剥削破坏得相当普遍与彻底了，…… 在普遍农民叛变出现以前，或在其演变当中，常常还因其统治力减弱或弛解，而招来外侮，但在过去，不论是对外战争，抑是内乱或内战，都止于促成王朝的崩解，而迄未招致社会的革命。(《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中，统治权力专制性的膨胀往往与城市商业和消费的格外发展相互苟合、尽情地“相得益彰”，再由此进一步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的制度特点而仅凭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简单定义，那么对于这种经济逻辑就很难理解。

不过王亚南先生上文所说官商苟合是一种“暗中”行为，这却不尽确切，因为这种苟合往往有着热闹非凡的排场，其大张旗鼓和为害天下的程度足以令今人大吃一惊、进而生出无限感喟。

中国历史上的“官营苟合”可分为最高统治者及其各级官吏直接经营商贸、商人们夤缘权门而钻营种种经商门路这两个大的方面，本文先谈前一方面。

南宋权贵经营商业的惊人规模

各级官吏利用禁榷(“禁榷”就是贯穿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朝廷专卖制度。禁止民间经营而必须由官府垄断专卖的，包括盐铁茶酒等一切具有经济战略意义和利润丰厚的商品)、司税、控制贩运交通、对外贸易甚至军队警察等等大权而直接经商以牟取巨额私利，这是汉代以后的通例，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等人仰仗汉武帝的宠信经营盐铁而使自己“皆至产累千金”是典型的发轫之始，再比如东汉时蜀地官员们利用当地富庶的资源而“以财货自达”，结果是“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后汉书·第五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