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今天社论指出，台湾政治的聒噪程度，在全球绝对属于高分贝群；但要论它解决问题的能力，却似无可恭维。台湾民主为何变成一个高速空转的漩涡，有待更深刻的讨论，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出在“呛声文化”的喧宾夺主。

社论说，环顾我们的政治，每天都充斥着以发泄情绪为目的的叫骂和指控。李庆华连珠炮般的挑激言词，听在一般人耳中也会觉得难以忍受；而邱议莹的巴掌，亦把自己推到失态又失控的情境。两个人的粗鲁争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却带给社会更多的烦躁与不屑。

遗憾的是，这种呛声式的手法，近年已成为台湾问政的基本模式。“立法院”的质询，多半不在争辩政策是非，而以羞辱“内阁”官员、制造纠纷为能事；也因此，赖幸媛才会三赴“国会”却上不了台。再看“双英会”的问题，朝野都声称邀请对方晤谈，却又故意公开说一些刺耳的话，结果当然是谁也不想踏进对方的场子。包括成龙的失言，也见政客咬牙切齿地叫嚣要取消他代言听奥的资格。由此看，所谓活力充沛的台湾政治，其实不仅是野性未驯，也是自信心渐失，以致不知如何朝深化民主的方向推进。

“呛声”作为“异议”的一种表达形式，对普罗大众而言，原具有“政治除魅”的意义。但当呛声文化以沛然莫之能御的姿态喧宾夺主，取代了异议政治及反对政治，遂使民主政治中一些比较严肃的价值和一些确有必要的辩论，也就随之消失不见了。一个异议者提出论点时通常会说：“我反对这种作法，理由是……。”“我认为，采取ｘｘ方式会比较好。”但呛声者只要喊：“去你的！”“卖台！”“不爱台湾！”“下台！”“走狗！”请问：哪一种方式更有助于思辨？

更糟糕的是，呛声原不失为庶民对政治不满的直觉表达，现在却反过来，以政治为职业的人物利用这种手法来作秀，把殿堂上的政策议论变成市井中的即兴呼喝。如此一来，辩论过程不仅变得浅薄化，也因为夹杂强烈情绪而变得非理性化了。最明显的例子是，近年台湾始终在抽象的“主权”议题上打转，对经济、社会、民生问题反而粗率以对，连扁家弊案也无法平心讨论；近年台湾国力下降、经济不振、官箴败坏，这不是浅薄的呛声政治之害吗？

讽刺的是，呛声文化的大流行，包括“呛”字成为台湾的常用词汇，其实是公元两千年以后的事。亦即，台湾已完成政党轮替，政治人物反而开始大肆歌颂“呛声文化”，这正是异议精神劣质化及空洞化的开始。威权统治年代，异议人士犹能建构强大的论述去抗议统治者，及争取支持者；相形之下，今天在野党只要信口谩骂，就自以为尽到反对党言责，这难道不是对民主政治的轻薄？

的确，台湾的民主政治近年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瓶颈，而把呛声文化带进政治的民进党如今也遇到了它发展上的撞墙期；这正是我们重新思考民主异议的时机。二○○一年的一个事件，也许有助于我们厘清一些思绪。

那年，民进党推出一个征求“呛声新世代”的广告，画面中将希特勒和卡斯特罗、李登辉、甘乃迪并列为勇于呛声的时代英雄，结果引起德国和以色列等国的抗议。这反映了其两个思维盲点：第一，身为执政党，却鼓励新世代向在野党呛声，这完全是煽惑民粹的操作，也有违民主政治在野监督在朝之精神。第二，将希特勒和甘乃迪并列，显示其历史认知的浅薄，以及对民主价值缺乏真正的理想。

的确，目前台湾民主的困境，不在反对的语言不够丰富，也不在批评的情绪不够辛辣，而在彼此失去了沟通的能力和对话的善意。民主需要比呛声更深刻的语言和思路来激荡思辨，粗暴的呛声文化只会让台湾政治在骚动中日渐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