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侦组将陈幸妤列为伪证罪被告，并予境管。侦办“国务机要费案”并起诉吴淑珍的检察官陈瑞仁称，当年未列陈幸妤为伪证被告，而向记者说“饶了他们吧！”并不是放水，却是“保留一张王牌”，进可攻，退可自保；他并认为，特侦组如今改列陈幸妤为伪证被告，时机不对。

联合报今天社论指出，陈瑞仁的说法漏洞百出。某位检察官对某案件有何意见，本来并没有什么重要性，纵有漏洞，爱说就随他去说；但因扁家弊案为众所瞩目，陈瑞仁又是案发后最原始的承办检察官，如今他出面评论，正可藉以检视他当初的办案手法，在今天产生了怎样的后遗症。

首先，陈瑞仁的说法，形同移花接木，掩饰了当年放水的事实。当初陈瑞仁起诉吴淑珍的起诉书公布之后，社会大众看到了扁家大大小小，包括陈幸妤在内，都以私人生活开支发票报销“国务机要费”的事实；而这些开销，陈瑞仁在起诉书中，均将之列为陈水扁和吴淑珍的贪污所得。然则，陈幸妤、陈致中、赵建铭等人岂不也有共犯贪污的嫌疑？但在记者持起诉书质问陈瑞仁时，他却表示：“饶了他们吧！”

记者和陈瑞仁言谈所指，明显是讨论陈幸妤等人为何不列“贪污共犯”的问题；但如今陈瑞仁却将“饶了他们”，转接成“不列为伪证被告”及“保留一张王牌”云云；如此细致的说词差异，其实是大有出入的。

陈瑞仁在侦办该案之初，即刻意忽视“监察院”“审计部”的反对意见，自行将“国务机要费”一分为二，制造所谓“单据报销”、“领据报销”两块，且不查领据报销部分（后来特侦组则彻查这部分，并扩大起诉金额）。陈瑞仁显是对扁珍的犯行局部放水。而单据部分，既查出陈幸妤等人以私人生活发票报销，而陈幸妤等人与吴淑珍有密切生活关系，不可与吴淑珍其他来源的发票相提并论；就法论法，当然应该查明陈幸妤等人与吴淑珍有无犯意联络、是否共犯。如此，陈幸妤若以“被告”身分说谎，当然没有“伪证”的问题，亦即无列不列“伪证被告”的问题。但陈瑞仁如今硬将“饶了”陈幸妤的部分，说成是饶了她的“伪证”问题，却不说何以未将她列为“贪污共犯”，这不啻是在掩饰他对共犯的放水。

再说，检察官办案，除了依证人保护法，在共犯愿以协助查案交换从轻处理的情况下，有一定的裁量权；否则即应依法办理，并无交易或“饶了他们”的余地。饶不饶是法院的权责，而不在检察官。何况，陈瑞仁既未从扁家成员包括陈幸妤口中，得到任何案情方面的协助，则其所谓“保留一张王牌”云云，诚不知从何说起？再者，检察官依法办案，自有“国家”法律给予的一切保障，陈瑞仁却指未以“伪证罪”办陈幸妤，竟是“进可攻，退可自保”的手段，这又是什么意思？

其实，陈瑞仁当初未依法处理扁家成员包括陈幸妤、陈致中、赵建铭等人犯嫌部分，恐怕正是间接造成陈致中等肆无忌惮、加速洗钱的主要原因。因为，陈瑞仁起诉吴淑珍是2006年11月间，接着前“调查局长”叶盛茂向陈水扁泄露扁家洗钱情资，12月15日陈致中即不顾吴淑珍在法院昏倒，出境处理海外帐户。从时间点来看，倘若当初扁家这些成员已经遭到起诉，则当瑞士来函询问陈致中夫妇有无犯罪纪录等资料时，叶盛茂即恐再无理由及胆量留中不发，不通报检方；而若检方据此展开进一步的追查，则扁家洗钱案即有可能提早爆发，而后来陈致中等是否还敢、还能如此方便行事，导致如今赃款难追回，恐怕其结果是大相径庭。

陈瑞仁又说，此时列陈幸妤为被告，并予境管，时机不对；但扁家迄未诚实交出仍藏在海外的贪污赃款，此际若能使扁家成员少一人自由进出，得以减低扁家再转移赃款的便利，也算是一个交代。就此而言，陈瑞仁在批评特侦组之时，恐怕要先思考一下当年办案所开的“巧门”，是否贻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