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自5月起推行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开拍卖,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如此大规模、高级别的“车改”在全国尚属首例。但与此同时,杭州发放“车贴”的政策,也引发了不少议论。
杭州公车改革无疑是想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但在今天官场的酱缸文化之下,我看公车改革出路实在渺茫。今天拍卖掉的公车,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变本加厉地购置回来;或者所谓的“车贴”将让官员个人得益,成为新的特权福利,而且为支付所谓的“车贴”,财政将付出比养公车更大的成本。
近二十年来,我们一共进行了三次公车改革。第一次是在1994年,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的《虎扑篮球: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规定》为标志;第二次是2001年,以江苏省从单个乡镇车改试点为标志;第三次是从2004年6月起,以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北、黑龙江等20多个省(区、市)以及国家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四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为标志。但遗憾的是,三次车改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近些年来,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
公车改革的试点的失败说明,单靠个别领导人的强力推行公车改革,只能见一时之效,对于解决公车痼疾无济于事。因为,任何领导人都无法离开特定的官场氛围,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今天官场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官员配公车,俨然成为官员的一个福利待遇的标志。许多人削尖脑袋要挤到官员行列,不能说他们都想利用权力牟取私利,但至少他们都不排斥权力和地位,而公车本身就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如果他们千辛万苦上了一定的行政级别,却没有了公车或者相应的公车补贴,那真是会像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所说:“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公车改革,将会遇到的既得利益官员阻力非我们所能想像。极有可能的是,一任强有力的领导用车补进行赎买的方式推行公车改革,但是,下一任领导手上,公车又是“春风吹又生”,官员迎来了新车还白得了一笔补贴。
并且,官场逢迎送往的陋习更加剧了需要公车的“合理性”。如今的官员,大半的工作就忙于对上级的接待、同级的应酬以及到下级考察。此种陋习其实源远流长,明末时,连海瑞也苦不堪言,称“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招待所所长)”。如今,在一些地方更是变本加厉,上级没有事就往下面跑,没有公车来进行接待不可想象,公车改革了,但官员中的逢迎送往的陋习却并不见有丝毫松动的迹象,公车迟早还是要回来的。
还有,官场的陋习还体现在,如今的官员必须参加多如牛毛的会议,领导仿佛不多开几场会就不足以体现自身的权威,而会议多了,没有公车当然不方便,公车改革改掉了公车,能改掉这些会议吗?
说到底,公车改革并非单纯的车辆改革的问题,而是一种权力和体制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如果人大代表不能有效地控制车辆购置的财政支出,如果民众没有权利去监督公车的运行,如果当地的媒体无法有效地对公车私用等行为进行曝光,如果官场的陋习不能在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下消除,我不相信,仅凭取消公车就能一针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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