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过，自从1949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好汉”的标准提高了：重要的不仅是到过长城，还要能够登上长城极目远眺，与远方的邦国建交。

中国的学者蜷缩在自己的“长城”内，与外界的接触非常有限。在中国，很少有学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研乃至与国际学术界有互动关系。这里的学者对科研的方法论大都一知半解，缺乏进行实质性研究的能力。他们把自己拘囿在孤立而缺乏原创性的国内学术界，不费吹灰之力便在国内取得名誉与影响力，而且无须达到相应的国际学术标准。他们相信，“城墙”荫蔽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外界无从得知。

剽窃这一国际学界公认的滔天罪行在中国可谓司空见惯。很多学者对他人的作品进行“废纸再生”，做拼贴、改写，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有些人急于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更上一层楼，一些学者未经许可就去搜集国外的论文，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而极少有人参加国际会议，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召开的。

一位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表示，她的教授不让她读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他告诉我们最好看原版资料，一般是英语的，因为中国学者的水平没有那么高，”她说道。

从最近在黑龙江大学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参与国际学术界的程度不够。“全球挑战———区域性应对：1898－1949年的中国东北”国际会议吸引了28位有国际声誉的外国学者来到哈尔滨。然而，在24个被邀请参会并提交论文的学者中，只有两个人来到了哈尔滨并积极参与会议讨论。

要求参加会议的人数量众多而且来自世界各地———除了中国。与会的中国学生说，外国学者的知识之广以及论文的质量之高让他们惊诧不已。“我觉得外国学者非常严谨，”黑龙江大学的研究生孙慧(音)称。“他们检查每一项内容，而且提的问题简明扼要。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是努力去证明它们。”另一个研究生夏冰(音)说她“在参加会议后感觉长大了”。夏冰说，在与外国学者见过一面之后就让她产生想要参与其中的冲动，“我开始聆听、提问、学习”。

诚然，我们应该非常谨慎，避免一概而论。中国有很多严谨的学者，他们写出的作品质量很高，但大多数的学者仅仅是在制造再生纸(recycled papers，　原文有双重含义，另有重复制作的论文的意思)，连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弱点，他们远离一切国际学术群体，害怕任何可能危及他们国内地位的事情发生。

这种行为对于国家而言是不健康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需要给予世界的东西很多。然而，这种学术上的不安却加厚了城墙，使中国与整个世界更加疏远，减缓了中国对于普遍知识和杰出学术的开放进程。

(作者Dan Ben-Canaan是黑龙江大学教授，本文由梁立峰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