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青年王清因为要求政府部门公布“三公消费”，竟被一些部门认为是“间谍”来刺探“情报”，甚至人身安全也曾受威胁。三公消费是指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出国，这些信息，本来就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列范围之内，理应主动公开。如果让公民千辛万苦去索要，政府显然已经失职。

三公消费的款项皆系公民所纳之税款，政府系由公民养活的服务机构，这笔钱如何花的，当然必须让公民知道——以上是法理上的说法。不过呢，在咱们这儿，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如果万事都依照法律，恐怕也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咱们这儿的行事逻辑其实是另外一种。

以前在公民对三公消费还没有直观感受之时，钱怎么花从来想不起去问一下。如今权利意识觉醒，当然要问个究竟。但地方政府此前作威作福惯了，这种事儿反正老百姓也不知道，就往死了花。比如上面要限号行驶，那我就再买一辆车，反正都是国库出钱。如今老百姓一问，他们才意识到这样花钱是个十分羞耻的事儿，当然不好意思公布。

当然，对于这种让政府难堪和不爽的人，历来就是被贴上“刁民”标签的。这种人，立刻会被划入阶级敌人序列，从不会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是以敌我矛盾处理。被扣上“间谍”的帽子，几乎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不过这种做法也忒低级了一些。一些地方领导，听说上面抓了几个什么间谍，又受了《潜伏》这种黄金肥皂剧的影响，也来跃跃欲试。

中国的政治传统，向来就有上行下效之说。很可能中央的一些决策和讲话，到了地方和基层，就成为活学活用的教材，从金字塔尖开始直到塔基，变成一个模样。这还不算完，在此过程中，高层的意志和主张被一层层放大，相反，底层的意见却被一层层压制。假如上级出现错误，下级又“创造性发挥”，错误只能越来越大，底层意见被层层封锁，高层反而不容易获得真实信息。

在河南这个事件中，地方官员对于法律的漠视令人发中指，只能假设有两种可能。首先，这些官员根本没看过《信息公开条例》，这样非常令人心寒，因为官员不仅不懂法，还刁难懂法的群众。其次，假设他看过这部法律，但丝毫没有任何愿意遵守该法的意图，那就更令人心寒，有法不依，保护公民权利势必是一句空话。

地方政府不仅习惯了权力中心的位置，长久以来，还努力维持信息中心与真理中心的位置。所有的信息，它在分辨之后才决定哪些可以让百姓知道哪些不可以。但是如今的形势不一样了，政府作为人民委托的服务机构，在政府治理方式需要现代化的今天，已经不能继续强行维持权力中心、信息中心、真理中心的地位。

基层政府需要习惯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举动和声音。政府治理水平也要不断提高，从戏文、电视剧以及新闻事件中学来的山寨做法，早已不合时宜。如果这样的公民是“间谍”，那把所有的政府办公大楼改造成监狱，恐怕也装不下全国类似王清这样的“间谍”。从某种程度上说，权利如果不要，人家绝对不会主动给。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其实是每个公民自身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