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胡斌案还未完全止息的时候，杭州再次发生保时捷撞人案，两个案子中的司法问题已经吸引了足够眼球。政府自然要站出来有所作为。于是，有报道称，浙江省公安厅决定实施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严管措施”，对酒后驾车等违法行为一律“顶格处罚”。

但只要记忆不是太差，我们就能想起胡斌案刚刚发生没几天，杭州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行政专项整治，信誓旦旦地要求公安交警和有关执法部门“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依法从严从快查处此事，防止此类悲剧在杭州重演”。

然而，悲剧还是重演了。于是，新一轮的行政专项整治也再次开始了。

在中国，专项整治的执行流程往往都有固定模式，首先是一个或一系列事件作为导火索；其次是相关部门召开会议， 出台专项整治文件，部署专项行动； 再次就是监督管理部门大张旗鼓地出动，开展声势浩大的检查、处罚行动；最后是总结表彰，宣布丰硕成果。

显然，这种强调普通公众参与的突进性执法过程，带有强烈的运动式治理思维。已故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邹谠曾分析，中国政治过程运行的一个典型模式就是政治动员。这种模式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通过决策者与个体人直接的接触，公共政策可以迅速地抵达信息底层而被执行。但这种动员模式主要的问题就是，相对于现代官僚等政治过程，制度性权威在社会中逐渐滑落，执法随意性相对较强。所以，如果治理模式过多地偏向于此类突击性的专项整治，不仅仅影响了公权力执行的合法性，而且其本身的行政效能也值得怀疑。

一方面，即使按照法规办事，但专项整治思维的前提往往都把法律看作伸缩自如的工具， 随便地对法律作“放大” 解释， 一味追求短、 平、 快的效用。片面追求办案数量与速度，忽视办案质量，已经成为整治过程中的通病。在整治期间被查处者，所受处罚远比平时重，也严重地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短期看， 专项整治的效率貌似较高，从长远看则有违公平。

另一方面，专项整治初期违法率会显著下降，但经过反复多次的专项整治行动之后，如果没有持续的刺激，整治本身的威慑力将有明显的颓废之势。同时，频繁进行专项整治，会促使基层执法人员怀疑专项整治的效用，逐渐疲劳与厌倦；频繁进行专项整治，也会引起公众对专项整治必要性的怀疑。而一旦执法人员与公众都怀疑执法效果和必要性时，行政效能又从何谈起？

总而言之，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的治理资源毕竟有限，加上惯用的运动式思维，政府往往得心应手于运用专项整治来对常规治理进行间歇性的弥补。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如果不以常规治理为目标，而坚持让此种弊端重重的治理模式生生不息，类似杭州胡斌案的事也会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