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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交管部门近日宣布，从10月1日起，对在主城11区范围内阻碍交警执行公务、造成交警人身或财产损失且涉嫌刑事犯罪的人员，交警有权直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立案侦办。(9月21日《重庆晚报》)

虽然都是警察，但刑警与交警各有分工，刑警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交警负责维护交通秩序。而阻碍交警执行公务的犯罪行为，属刑事案件，理应由刑警负责侦办，“交警刑拘嫌疑人”显然是越界办案。

当然，由交警直接立案侦查以上案件，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但我要说的是，法治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牺牲一定的效率来保证公正，法治的价值并不完全在于效率，公平、公正地打击犯罪和保障公民权利都是法治所要求的。这就要求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各种价值的平衡，不能因为过分追求某一方面而偏废其他方面。

还有，由刑警侦办阻碍交警执行公务的案件，体现的是一种内部监督与制约。内部监督的效果没有社会监督的好，但在某方面，由于内部更知情，监督也更有针对性，所以，内部监督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特别是明确责任划分后，这种监督会更有效。比如检察权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但自侦案件的侦查、逮捕、公诉却由不同部门负责，使得部门之间形成制约，通过层层把关，减少错案的发生。

想想，如果交警直接刑拘并立案侦查阻碍其执行公务的嫌疑人，那么，交警既是当事人又是裁判官，对冒犯其权威的嫌疑人肯定趋于治罪，这很可能助长交警的不良风气：我叫你怎样就怎样，否则你就是阻碍我执行公务，我就送你上法庭！更进一步说，如果案件侦查一味强调效率，干脆让交警逮捕、公诉、审判一条龙，岂不更有“效率”？凡此种种，显然不利于规范执法和建设法治政府。因此，“交警刑拘嫌疑人”应当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