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还有一个消费主义运动的兴起，那就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准确地说，这是家务劳动市场化。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生活消费品的市场化，二是家庭服务的市场化。其结果便是超市里的家居用品货柜的增加，以及家政服务这个第三产业的发达。同样无可置疑的是，这场消费运动在相当程度上解放了妇女，使得她们多了一些选择，而不必像传统妇女那样从女红、厨艺到相夫教子，非得事事躬亲不可。

不过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家庭劳动并不能做到彻底的市场化，比如上面那个笑话中，“她”所干的大部分事情，都可以外包出去，但怀孕生子基本上还是难以脱身。尽管男人怀孕、人造子宫等新闻时有出现，但无论从技术还是从伦理上，目前都还不大可能普遍化。即便到了那一天，第二个问题也还存在，那就是家务劳动可以外包，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干呢？外包有价格，自己干有没有酬劳呢？大概这就是张晓梅委员提出提案的思路。这种思路对了前一半，后一半却被人抓住把柄。她提议让老公发工资，这就等于承认并加强了男人的支配权。

在一个家庭中，假如男女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评估，那么肯定不能由其中的一方来裁判，而应该交给第三方来主持公道。如此一来，这就不是一个所谓家庭内部的私人问题了，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我读了社会学博士钟晓慧的文章《承认中国家庭及女性的福利承担》之后，受到很大启发。她认为承认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不是要老公来发工资，而应该让政府来付酬，因为妇女照顾家庭，也是一种社会劳动。

很多人可能觉得难以接受，你养孩子凭什么要社会负担？中国人的心理受人口政策影响深远，老觉得生孩子是增加社会负担。事实上，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生孩子以后，或多或少地，社会都会向家庭支付抚养费。“福利”一词容易让人认为，这是政府对老百姓的恩赐。其实，福利并非恩赐，而是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这是政府职责所系。妇女在家抚养孩子、照顾老人，怎么可能只是私人事务呢？孩子和老人的事，毫无疑问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完全应该拿到“两会”上去讨论。

有人会说，就算社会应该管孩子和老人，但是这并不是家务劳动的全部。你把自己家里的地板拖干净，自己享受了，政府凭什么要给你付酬？这里也有一个观念问题。比如一个教授在家里做研究，他也很享受自己的工作，觉得是为自己写文章，文章发表之后还获得社会声誉，那么政府和社会是否应该为他支付酬劳呢？一个家庭的整洁和卫生，真的跟社会的发展没有关系吗？

当然，这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评估体系，这个体系不能对家庭主妇构成新的压迫。既然教授在家里写的文章可以体面地被评估，体面地获得社会报酬，为什么家庭主妇的劳动就不可以呢？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承认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或者说，这才是真正的家务劳动社会化。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