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就“获奖感言”事件本身而言，姑且不论先谢父母还是先谢国家之是非对错，此乃一道智仁各见无有唯一答案的多选题。事实是，网民一边倒地为其真实质朴“获奖感言”而感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奥委会副主席胡家燕也如是置评：“感谢亲人、感谢祖国，没有第一、第二的问题，这样的要求也不苛刻，不必要太较真。”退一万步说，就算周洋讲错了，人家也已改口解释。周洋在接受网站访谈时被主持人问及夺冠后要感谢的人时说，“最想说的就是感谢。感谢国家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好的条件，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去征战奥运会，也要感谢支持我们的人，感谢教练，感谢工作人员，感谢我爸妈。”记者连线周洋父母，他们表示周洋年龄小经历少，希望领导不要挑字眼，“当然，爹妈培养完最后不都归国家了吗？始终是为中国争光。”周母称，她和周洋再交流时会告诉她先感谢国家后感谢父母。
　　
　　虎扑篮球：周洋“获奖感言”的是非争论，我看就其本质而言，纯属“事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无谓口水新闻，经过相关当事人藉以媒体解释说明大抵已然偃旗自鼓。令人不可思议怒不可遏的是，有媒体就是不依不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甚至设套采访诱使周父母请君入瓮。客气点说可谓有失厚道，不客气地说则堪称无良乏善。
　　
　　我注意到报道称，在周母接受采访视频中，一男记者先发问：“周洋的获奖感言被很多网友都说是最棒的，其中有句话是说‘为了让父母的生活有所改变’，您对她的这句话有什么感想？”周母起始并未理解其意，“我姑娘虽然不善说，属于内向型的孩子，但是孩子以前跟我说过，妈妈你们为我付出的太多……”此时一女记者开始诱导周母，“那周洋有没有说过要给你们改善房子之类的话呢？”周母说道，“这个女儿有时候是给我们说过，之前就提过我们贷款买房子，但是我寻思着贷款还要还，咱们有房子就先这么住着吧。”女记者仿佛抓到一根稻草立马追问：“阿姨，叔叔(指周洋的父亲)可能有时候表达的稍稍有些误解，女儿全力以赴可以改变家里的一切。叔叔的这句话就让有些人误解了，认为你们培养周洋的目的性太强，就是为了改善你们俩的生活。”周母闻听此言恍然大悟，当即怒不可遏断然否认：“你们当中也有做父母的，怎么能这么理解我们呢？我真想不通。”“当初让孩子学，就是为了让她有一技之长，干什么有个饭碗，混口饭吃，我真没想到闺女可以为国争光拿到金牌。也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人因为周洋的这一句话来这样为难她。”
　　
　　显然，记者的诱导已让周母极度伤心。周母如是回忆：“每年过年周洋都不在家，就剩我俩过，她父亲瞅着照片就哭。我们付出这么多，我们能把孩子当赌注么？难道还为了让父母出名么？这么说有点太让我们伤心了。”言及此，周母不禁泪如雨下。“真不应该说出口！”周母出离愤怒，周父也被她叫出屋外，与记者对质看是否他有之前那样培养女儿意思。
　　
　　事实上，之先媒体的不依不挠煽情炒作已经让周洋身心俱疲，换言之，将周母逼伤心是发生于已将周洋逼寒心的情况下。如今，正值阳光花季简单纯朴的周洋，面对舆论压力和轰炸机一般的地毯式采访，周洋直言：每天面对采访和活动让她身心疲惫，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同样的问题，有时让她觉得自己很虚伪。据悉，速滑队为了即将在意大利举行的世锦赛，将进入封闭训练状态，她终于可以“清净”一阵子了。呜呼，媒体也该就此打住了！记者也该就此闭嘴了！
　　
　　早前，韩国上赛季联赛冠军水原三星队如愿得到了中国当时最好的中后卫李玮峰，而且是零转会，舆论普遍认为李玮峰系被逼出国。其本人也表示，踢球这么多年，我身上的每一次重伤都是在国家队落下的。我承认，国家队给了我莫大的荣誉，我也一直把代表国家队比赛当作我最大的理想和追求，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与获得的荣誉相比，我更希望得到理解。看看我们现在的足球环境和舆论环境！我承认，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多一点宽容和理解，中国足球不至于现在这样吧？其直言不讳：赴韩踢球有两个原因，我现在也30岁了，如果说报答我的恩师是我决定去韩国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么在一个相对简单，没有猜疑辱骂干扰的环境中安心地踢球，应该算是我另外的一个心愿吧。
　　
　　我要诘问提醒相关媒体和体育当局的是：已经将周母逼伤心了，是否还要将寒心的周洋再逼走？！' />

有媒体记者来到周洋家中，不断逼问周洋父母：“当初培养女儿，是否纯粹地只为改变家庭环境？”、“是不是目的性太强？”面对这些问题，周洋父母失声痛哭，甚至开始愤怒……我们怎会利用孩子谋利？ (《网易体育》3月11日)

奥运冠军周洋一句发自肺腑的语言“希望能够让父母过得好一点”，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记者嘴巴里竟然变了味，变成了采访周洋父母的刺耳的逼问：“是不是培养周洋就是为了改变他们夫妻俩的生活”？

相信“是不是培养周洋就是为了改变他们夫妻俩的生活”这个话题并非媒体的意思，而是采访的记者为引起轰动效应的“独门创意”；相信抛出“是不是培养周洋就是为了改变他们夫妻俩的生活”这个话题的记者尚未为人父为人母，否则不会抛出如此低级的“创意”。

尽管自古有“养儿防老”之说，但父母培养孩子，其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把孩子培养成有出息的人、有本领的人，最起码也是能够成为自立于社会、能够自食其力的人，把孩子培养成为栋梁之材是父母的最高理想，把孩子培养成为有一技之长立足于社会是父母的最低希望。只要孩子能够幸福地生活，父母是不求回报的。电视剧《咱爸咱妈》主题歌《父亲》就唱出了父母培养孩子不计回报的胸怀：“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儿山高路远他乡留，都说养儿为防老，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试问，有哪个父母把培养自己的孩子当作一种投资的呢？有哪个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当作“摇钱树”培养的呢？有哪个父母把孩子的一生当作自己的赌注的呢？

“希望能够让父母过得好一点”是周洋的心声，同样，也应该是每一个为人子为人女者的心声，假如每一个人长大后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报答，甚至连“希望能够让父母过得好一点”的想法都没有，又怎么能够报答社会、报效祖国呢？

把“希望能够让父母过得好一点”与父母培养孩子是投资甚至是种“摇钱树”画起等号，这样的记者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希望能够让父母过得好一点”呢？假如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那就不配当人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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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人来说，遵守社会伦理应该优先于政治伦理，这就是政治的边界。

冬奥会冠军周洋的获奖感言被批评事件，正富有戏剧性地展开着。体育局某领导的发言不过是批评年轻人要对国家的支持心存感恩，增强爱国主义。在“举国体制”既是体制又是思维的体育界，这个发言无可厚非，因为国家把主要的资源都投入到少数的尖子队员身上，而能够走上奥运舞台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感谢父母”和“感谢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属于社会伦理，表达的是人的天性。父母的养育之恩，理应时刻铭记，如果不能心存感恩，则不如禽兽。后者属于政治伦理，涉及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政治属性首先表现为个人是生活在特定国家的公民。作为公民，个人既受到各类法律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也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各类公共品和保障的权利。但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是有清晰边界的，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有服从国家的义务，国家也不能干预公民的私人生活和个体空间。

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强烈家国情结和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很容易把对祖国的感情与对国家的认同混合在一起，作为制度综合体的国家也往往取代了作为人文历史地理综合体的祖国，政治伦理也随之具有了至高无上性和无限的边界，凌驾在社会伦理之上，甚至干涉到日常社会生活之中。连普通人的日常言行也不得不注意政治正确性。文革给国人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不能让政治无限扩张，为了政治忠诚而牺牲家庭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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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在国际赛场上，运动员是国家的代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确，对于每个运动员来说，在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是他们刻苦训练、努力拼搏的目标。但对于他们来说，完成了这些目标就是对祖国和国家的最好回报。他们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不需要用严密而周到的话语来照顾到各方的要求和利益，更不要用溢美的词句来表达政治忠诚。只要他们能够赛出风格，比出水平，就在国际赛场上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感谢父母”脱口而出，正是纯真自我的真实反映。爱父母是人的天性，理应高于其他的认同和忠诚。如果连对父母都不能心存感激，那么其他的所谓忠诚肯定是苍白无力的，甚至是虚伪的。在这个问题上，反倒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认同逻辑:“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显得合情合理。

对于普通人来说，遵守社会伦理应该优先于政治伦理，这就是政治的边界。但对于政治家和官员来说，他们不仅要做遵守社会伦理的模范，更应该时刻遵守政治伦理，因为他们不仅是普通的公民，还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完成守护公共利益这个基本职责的过程中，政治伦理绝对优先于社会伦理。所以才会有“六亲不认”、“任人唯贤”的说法。然而，对于一些政治家和官员来说，政治伦理的边界不仅不清晰，而且毫无约束。他们可以在言论上信口雌黄，也可以在行为上恣意妄为。因此，这些年来，我们听到了许多的“雷人”言论，也目睹了许多的“不耻”行为。普通事件动不动就被上升到政治高度，用所谓的国家利益来挤压公共空间乃至私人空间。

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区分开来，并且给前者更独立的空间，个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公民权得到切实的实现。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成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提供制度上的支撑。（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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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上，冬奥会冠军周洋在温哥华的夺金感言再次掀起了新一轮波澜。

首先是有媒体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在全国政协体育组分组讨论会上，谈到冬奥会冠军周洋时说，“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他表示，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教育。

此番发言后，社会均有明确表态。网络上是网友一边倒力挺周洋。周洋母亲则说“孩子不善于表达，才18岁，经历少，很单纯”，希望领导不要“挑字眼”。同时也表示，会告诉周洋先感谢国家，后感谢父母。周洋做客某网站时，以“知错就改”的态度重说了一遍感言。这次，周洋把国家排在了第一位，其次是支持者、教练、工作人员，爸妈排在了最后。

而众多政协委员则为于再清鸣不平。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健详细介绍了引来热议的话题的起源，“其实是跆拳道队总教练陈立人首先提到了运动员德育教育的问题，介绍了跆拳道队的德育教育经验。这时候，于再清副局长接过话茬表示，运动员夺得成绩的时候，不仅要感谢父母，首先还要感谢国家’，“其实于局长是泛指运动员爱国教育这一块，完全没有提人名，也没有批评谁的意思”。

高健主任的解释，自然是为了为于再清副局长澄清事实，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媒体不要断章取义，也不应对号入座。但请注意，于副局长没有点名批评周洋，并不等于没有对运动员的感言这个问题表态。而且很明显，无论是从讨论此事的起源、主题和于局长最终的落脚点来看，运动员夺了金牌后应该感谢谁，先感谢谁后感谢谁，被归结到了德育教育问题之上。只感谢了父母，没有感谢国家，甚至没有先感谢国家，都是德育教育需要加强的例证。

我无缘听到跆拳道队的德育教育的先进经验，不知道它是以怎样的内容获得肯定。但运动员感言中的内容和排序之所以成为了爱国教育，和运动员道德修养的问题，那至少说明，在体育管理者们的眼中，这确实是德育和爱国教育应有的内容之一。也就是说，运动员获胜后可以欢呼呐喊流泪，可以跑，可以跳，也可以跪倒在地，但在话筒和镜头面前，感言至少要主题思想上保持一致。周洋固然没有被点名，但周洋式的感言是不符合要求的，是德育教育和爱国教育不到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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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运动员，但在这种加强德育教育的思路面前也不免感到紧张。运动员当然不能没有德育教育，但德育教育内容应当指向哪里则是另一回事。拿当前问题最多的足坛来说，反赌打黑中落网的运动员，裁判员和管理者的数量都令人惊讶，各级管理者分析众多，总结也不少，但运动员如何遵守和坚持公平的规则，如何保持清洁这种体育的基本原则和操守上，就没有见到“加强德育教育”这类的反思。

同时也请注意，运动员的德育教育并非是一个特例。今年年初，国家教育部就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网上“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内容是“一拜壮美河山，二拜炎黄始祖，三拜历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亿兆黎民”。再远一点，还有“向国庆献礼”的学生长跑活动，从小学生到大学生长跑公里数都以要60为单位，象征建国60周年。在教育部门的视野里，拜年不是民俗教育，长跑也远远超出了锻炼身体的目的，而是要首先划到德育教育的范围里来的。

夺冠了感谢祖国没有错，向祖国拜年，向祖国献礼也没有错，但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公权力干涉的范围和强制性要求。我们总说“社会是个大课堂”，但抽去了人的基本情感，无视各个社会领域基本规律的方式，不能成为德育教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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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1500米速滑夺冠后，周洋一句不经意的感言“夺冠能让父母生活得好一些”几乎感动了全世界。这句肺腑之言，因为真实，被网友评价为“最牛感言”。然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在政协会议上却批评周洋，“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3月8日南方都市报）

让运动员先感谢国家，自然有一定道理，因为国家至上，而且国家为培养一名运动员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功不可没。可是，在获奖之后，怀着激动的心情，站到领奖台上，兴致所至，周洋率性说出了“感谢父母”、“让爸妈今后生活得更好一点”，只不过是她的真情流露实话实说罢了。

其实，感谢谁应该由获奖者自己决定，我们不必给予过多干预和苛求。要求获奖运动员先“感谢国家”，源于一种僵化的行政思维和简单化的爱国表达。如果给获奖感言硬性规定出一个模式，提供一个“标准答案”，势必千人一面，少了个性，反而令人乏味。在一些国际赛事中，很多获奖者就是“旁若无人”，直奔主题，感谢父母；而且，在我看来，获奖感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其能不能在比赛中获奖，能不能为国争光。如果能在国际大赛中捧金夺银，就是对国家最好的回报和感谢。至于没有把“感谢国家”在口头上表达出来，至多说明考虑不够全面、经验不够丰富，这纯属“技术”问题，并不是原则性问题，根本不值得上升到品行的高度来认识，更不该拿到“两会”上来“批驳”，这样反而容易给获奖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当然，获奖感言关涉到公共礼仪，应该纳入到运动员的日常管理和教育之中。周洋获奖感言中少了“感谢国家”，说明我们对运动员的管理和教育还不到位，反映出运动员的个体认识还有待提高。如果通过教育，获奖者能够由衷地首先感谢国家，则是锦上添花皆大欢喜的事情。

行文至此，想起赵本山的一个小品，他不但感谢了CCTV和铁岭TV，还感谢MTV。按照体育总局这位领导的意思和赵本山的表达方式，那么周洋在首先感谢国家之后，还要感谢体育总局的领导，在感谢栽培了她的教练之后，再来感谢养育了她的父母，最后是不是还要感谢一下CCTV？因为，如果没有CCTV的转播，国人根本看不到她精彩的夺冠场面，也听不到她的获奖感言。只是，冬奥会有关组织允许她用那么长时间来一一“感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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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洋夺得冬奥会女子速滑1500米金牌后那句“拿了金牌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感动了很多人；而在“两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因为说了“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在网上立即招来骂声一片。就事论事,于再清的批评并没有多严厉,他比较理解周洋首次夺冠的激动,所以一开始就替周洋打了个圆场说“小孩儿有些心里话没有表述出来”,之后才指出“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

要求“感谢国家”有错吗?我们先不去争论中国体育是否应该实行举国体制这样的问题,现实中你可以质疑游戏的规则有问题,但修改游戏规则是另一个问题,只要现有举国体制的游戏规则没有改变,那么这个体制下成长的运动员就得按照游戏的规则来办事。包括周洋在内的绝大多数运动员都经过了从地方选拔到国家训练队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中,国家不仅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同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精心培养他们,当运动员们做出一些成绩之后,应该感谢国家难道是特别过分的要求么?

所以,要求“感谢国家”并没有错。有人说,不应该感谢国家,应该感谢纳税人。但抽象的国家含义已经包含了广义的中国公民,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并没有冲突。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运动员夺冠之后拥抱国旗喜极而泣的场面亦是常见,而对他们的采访中也时时会听到感谢队友和自己祖国这样的话。要知道,这些国外运动员并没有经历举国体制,他们的国家没有拿出大量财力去培养他们,对他们来说,岂非更没必要感谢祖国?

反过来,那些嬉笑怒骂的网民难道就全是非理性的骂人狂吗?当然也不是。国家体育总局有些事情做得也着实欠妥。前几天,征战冬奥会的女子速滑队队员回国,在机场欢迎仪式上,拿到奖牌的队员一律走正门接受鲜花和拥抱,没拿到奖牌的队员一律被安排走其他通道,这种势利的做法实在令人不齿。网友戏称,夺冠了有领导拥抱,不夺冠,只有父母拥抱。从这个角度来说,难道最该感谢的不是父母吗?

但我们不应该把两者混淆起来。我们在怒骂的网民中看到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对体制内既得利益阶层的愤怒。因为这种愤怒,他们偏执到痛骂任何体制中人,他们试图在痛骂中消解对现实的不满。与之相反的是,大部分五六十岁的体制中人仍然固守着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结,觉得感谢国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冲突正是这件事情的内在本质。本来一件很小的事情,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却成为重大社会话题。我们必须搞清楚一点,该批评的要批评,不该批评的就不要伤害到无辜。网络暴力一旦蔓延开来,就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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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个长幼有序以及排位顺序是我们这里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哪怕是引入了亚瑟王时代开始的圆桌会议都是不能减免与错乱的，否则的话，你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放了圆桌的酒店包间里，还要为了位子而推让一番。盖因桌子是圆了，但还是能有人在圆形的桌子上发明方位的概念，以便区别主次、尊卑。笼罩着桌子的依然是外部环境，这个是从来没有什么改变的。

如果触及了这个顺序的问题，就会有不少后患。冬奥会拿到冠军的周洋就让某些人耿耿于怀，那点儿不顺的气儿甚至带到了“两会”之上。体育总局的于再清副局长在参加“两会”时有言:“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这话针对的是周洋在得到冬奥会冠军后说了一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于副局长还说:“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他表示，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其后又有消息称，有委员否认于副局长批评了周洋，但并未按照惯例有追究假新闻的表态，于是事情越发古怪了。）

您看，在于副局长心目中，一个运动员的德育教育是应该按照这个顺序而展开的，连感谢什么都是要遵从这个顺序才行，否则的话，这是要犯忌讳的。其实这个忌讳在随后已经有所体现:电视里在重播这条新闻时删去了直播时周洋说的这句话。

这种所谓的“德育”到底是一种什么货色？很简单，不是好鸟。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有一条经验，叫做“求忠臣于孝子之家”，你很难相信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能摆在第一位的人能够尽忠报国。把国家排在个人的父母之上，看上去正气凛然，也符合这么多年来我们这里的教育，但实际上是在抹杀了最根本的人性基础上谈所谓的“爱国”，而这种爱国是没有根基的。在我看来，一个人热爱他的国家，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这里是我们的“父母之邦”，而不是超越这个概念去空谈爱国。把爱国抽象出来，超越所有具体而真实的感情，这种所谓的“爱国”除了假大空之外，也不会有别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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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这位副局长其实是在偷换概念。国家本身并不是具象的，而是一种地理、文化上的概念，感谢国家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他其实是把国家与政府做了一个概念的对换，实际上他想说的、或者是下意识认为的，是一个运动员夺冠的话，应该感谢政府对他的培养。按说这话也不能算错，我们这里体育尖子的培养实行的是“举国体制”，是政府花钱来培养他们争金夺银的。那些说了“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CCTV、感谢MTV”的运动员大致确实说的是一句实话。

只是这个实话后面所掩盖的东西是颇为残酷的。由于这种举国体制，赢了的运动员当然风光无限，而这下面那庞大的基座是没有能够出头的运动员，没有这种体制保证，这些顶尖的运动员是无法出头的。

而这种残酷其实也是体现在这件事当中:周洋的父母当时被请去观看比赛，看到拿了银牌就没人搭理了，他们只好自己打车走人。当裁判改判周洋夺金之时，有关方面才想起赶紧找人。在一通忙乱之后，把周洋的父母摁在了转播台之前。在这样的情况下，于副局长有什么资格要求“德育教育”呢？还是先把自己的手下教育一下吧，免得寒了更多人的心。

（作者系知名网络评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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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上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在全国政协体育界别分组讨论上，对周洋的获奖感言展开了批评：“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由此，他建议对运动员要“加强德育”。（3月8日《新京报》）

周洋，这名90后的冬奥会冠军，赛后一句“会让我爸妈生活得更好”的感言，打动了亿万国人。世人读懂了她家的困窘状态，更为她的真诚和质朴而感动。

所谓感言即是有感而发。周洋在夺冠后的情绪激动之时，最先想到父母是人之常情，如果不考虑家中的真实现状，大说虚话、套话、官话，才令人担忧。周洋感谢父母，并不表明她心中没有国家，实际上她勇夺冠军就是为国家争光，何须再吹毛求疵要求她把国家放在前面？周洋是运动员，不是政治家，没有必要要求她说话滴水不漏。

由此，笔者想到了伏明霞的“三个不知道”。1990年，一脸稚气的跳水运动员伏明霞在美国佛罗里达的世界友好运动会上征服了裁判和观众，夺得冠军。当时，出席赛后发布会的伏明霞从教练和领队那里得到指示，无论外国记者问什么，一律回答“不知道”。队里的考虑是，让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面对美联社、路透社，万一说错话怎么办？因此，当面对记者“你训练得苦不苦？”“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你今年多大？”一连三个问题时，伏明霞均以“不知道”作答。于是，比小小年纪就拿跳水冠军更有爆炸力的新闻诞生了——《一个只会说 “不知道”的中国姑娘获得了世界冠军》，这是美国一家报纸的标题。

到了1992年，伏明霞赴澳大利亚比赛，赛前，队里领导对伏明霞说：“这回如果再拿冠军，可不能什么都说不知道了。记者问你问题，你都可以回答，没有关系。”领导的考虑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要求她答记者问的每句话都说得那么圆满和准确吗？她说错了又有什么关系？不就是个孩子吗？是的，周洋也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非要她说得那么圆满和准确吗？何况她并没有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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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些全国政协委员苛求运动员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全国政协委员王蒙就曾批评过刘翔。雅典奥运会上刘翔在外国运动员失误获得冠军后，回答记者“这次获胜是否有偶然因素”的提问时说：“不，就应该我得金牌。”王蒙认为这虽然是一个回答方法，但有些粗糙。他替刘翔设计了一个回答，“是的，某某的实力甚好，他本来有条件夺冠，我为他的失误感到惋惜……”这样的设计表面上更圆润，但实际上更为粗糙，因为他是强运动员所难，忽略了运动员的真实感受和当时的语境，忽略了运动员都是有思想的生命。王蒙也许是善意的，但其实质是泛意识形态化、泛政治化，与于再清的思路和落脚点如出一辙。

日前，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痛批目前中国官场存在的不正之风，并感叹官员说真话越来越难。现在看来，运动员说真话也不容易，有时，他们连夺冠后发出真实的感言都不能做到，感谢什么都得“先感谢国家”能不让人感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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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妇女欢度节日前夕，有一个妇女挨批了，那就是刚刚在冬奥会上夺冠，深情地感谢父母的周洋。3月7日，全国政协体育界别分组讨论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批评道：“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并上升到品德高度，表示今后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3月8日《南方都市报》)

感谢父母而没先感谢祖国，居然错了，而且错得如此严重，关系到一个人的品德，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没有父母，也就没有运动员本人，连人都不存在，哪来的奥运冠军？把感谢父母放在第一位，实在看不出错在哪里。我们常常把祖国比做母亲，那只是比喻，和亲生父母毕竟差一个层次，想来大度的祖国母亲还不至于喝运动员亲生父母的干醋，而强迫周洋先感谢自己。于副局长强行出头，站起来代祖国喝醋，出发点是“个人成绩的取得与国家的培养和投入是分不开的”。

不错，一个人的成功需要祖国的培养，尤其是中国的运动员，在金牌策略的驱使之下，为培养一个能夺得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以2008北京奥运计，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曾经明确地告诉记者，我国平均每枚奥运金牌投入近1570万元。这是平均数，具体到个人，又千差万别，比如对刘翔的投入，远远高出这个数字。因此，运动员感谢祖国，应该。不过，硬要强迫运动员把感谢祖国当做口头禅，时刻挂在嘴边，就显得霸道了点。我国对杰出运动员实行高额投入，是体制使然，假使改变了体制，我们的运动员难道就出不了成绩，夺不了金牌？放眼一些西方国家，对运动员的财政投入少之又少，然而夺得的奥运金牌比中国还多，这又如何解释？将运动员的成绩拴定在离不开祖国的培养上，有贪天之功以为己有的嫌疑。如果硬要评功摆好，运动员最先感谢的，应该是地球，它给了运动员赖以生存的空间；是宇宙，它给了运动员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阳光、空气、水。甚至于可以说，他们把感谢对象摆在第一位的，应该是他们自己。从中学开始，政治老师就教导我们，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没有内因，就不可能有变化，石头无论如何也孵化不出鸡蛋。援理，没有运动员本人的天赋，是无论如何也夺不来金牌的。比如于副局长，国家即使把所有的钞票都砸他身上，也不可能成为奥运冠军。

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没有了人民，也就没有了国家。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社稷即国家，它的位置，永远都应该在人民之后。运动员及其父母，都是人民的组成部分，是理所当然排在第一位的，于副局长有什么干醋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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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在参加全国政协体育界别分组讨论时说，“小孩儿有些心里话没有表述出来”，运动员获奖感言“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他表示，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中新网3月8日）

短道速滑冠军周洋在这次冬奥会上说了句大实话，感动了无数网友，却感动不了于副局长。于副局长一句“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可能将周洋的言论“上纲上线”了。可在笔者看来，“感谢爹妈”是一个“孝”和“爱家”的问题，“感谢国家”则是一个“忠”和“爱国”的问题。爱家与爱国本身应该是一体，为什么要偏重爱国而轻视爱家？如果一个人不爱家、只爱国，其爱国之论恐怕也只是妄谈。

爱国当然伟大，可爱国主义最应宽容的“小爱”就是“爱家”。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倡导爱家尽孝，汉代“举孝廉”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范例。当时规定每20万户中每年推举孝廉1人，除博学多才外，更需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最后由朝廷任命官职。“孝廉”已作为汉代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否则就不能为官。可以说，“举孝廉”将对家庭的“孝”和对国家的“忠”统一得再完美不过了。它也在告诉今人，孝敬父母，是做官的基本条件；公众只有认同周洋感谢爹妈的正确性，才能认为她的爱国是肺腑之言。

为什么要剥夺一个人将孝敬和感谢父母置于首位的权利？“首先要感谢国家”论调，是否与我们长时间宣传的“顾大家舍小家”的道德洁癖有关？以前经常看到些“几过家门而不入”、“家有重病老母而不看”的新闻案例，尽管形象高大却不可亲。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管的人，又怎能真正爱国？

周洋的大实话背后有着辛酸的家庭背景。周洋在去温哥华之前每月只有500元工资，父母的生活也一直为她所累，如果她不能成功，很可能整个家庭还要继续过以前的生活。这样的窘境又何尝不是许多运动员的真实经历？那些成名的倒还好说，更多运动员背后可能就是一个又一个需要回报的贫困家庭。

爱国主义的大爱之下，必须容得下公众那些细微而易碎的小爱，如孝敬父母、爱妻爱子。大爱无疆，我们当然不能给爱国主义画上不该有的框框或给它排次序——允许民众勇敢地爱他所爱，才是真正的大爱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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