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报道，因拆迁闹出人命的地方，官员尽皆安然无恙。江苏东海、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湖北武汉拆迁户被铲土机活埋，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因唐福珍自焚事件被停职的成都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日前亦官复原职。

复出的钟昌林，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称，他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我是执法者，应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寥寥数语，相当冷静，乃至冷漠，甚至冷血。

罗马暴君尼禄曾说:“我要哭了，快把眼泪罐子拿来”。他流了两滴泪，“一滴给我的臣民，一滴给我母亲”。钟昌林的表现，却更冷血。他的血管里流淌的似乎不是温润的血液，而是来自极地的冰刺。面对自焚这一人间惨剧，一味以所谓“法理”来搪塞，甚至对绝望无力的自焚者横加谴责，而丝毫没有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以及对自身粗暴执法方式的反省，只能说他已经达到系统机器螺丝钉的极致，而挑战了政权伦理的底线———“执政为民”，“以人为本”。

实际上，钟昌林的思维，不只冷血，而且愚顽。他高唱法律至上的调子，那就来看看他用以遮羞的“法律”究竟是怎样的法律。

在唐福珍自焚案中，当地政府所援用的《拆迁条例》，早已臭名昭著，被法学界称作恶法。其不仅与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冲突，也与2007年颁布的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物权法》冲突。恶法非法，面对恶法，公民当然有不服从的权利。

所谓“公民不服从”，我们可以看到大约有三个源头——— 苏格拉底、梭罗、马丁·路德·金，而在罗尔斯的论著中得到系统归流。依照罗尔斯的定义，“公民不服从”大约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它诉诸的是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正义观。

在唐福珍等拆迁案件中，维权业主选择了包括自焚在内的激烈方式来表达不服从。此种不服从有其内在合法性——— 恰好建立在其不服从对象———《拆迁条例》的非正义之上。如《人民日报》一篇时评所言:“《拆迁条例》为加快城市化进程而赋予地方政府强大的拆迁权力，立法理念以保障政府权力为中心，过于强调公民‘服从的义务’。随着宪法和法律对私权保护的加强，以及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已经不合时宜。”钟昌林的愚顽，还表现在其对唐福珍悲剧的定性方面。他说:“我觉得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唐福珍对我们的工作不了解，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钟昌林说出这样的话，才真是一个科级干部的悲剧。在拆迁事件中，个人利益当然高于所谓“公共利益”，因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写入了《宪法》的。此外，依照当代政治学的主流观点，并不存在什么“拥有整体利益的社会实体”，存在的只是个体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名侵犯个体的权利——— 其中最没有权利这样做的就是国家和政府。换言之，我们也许无法追求个人幸福的最大化，但至少可以追求对个体权利侵害的最小化。

要之，钟昌林对唐福珍的毫无歉意，与两年前下跪书记蒋国华的“我下跪不是内心有愧”，异曲同工，均折射了官员的悲悯心冻结与责任感丧失。吊诡的是，也许恰恰需要失去悲悯心与责任感，他们才能在体制内左右逢源，仕途飘红。然而，如果像钟昌林这样的政府官员面对执政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灾难，不论是矿难、结石宝宝，还是拆迁自焚，始终毫无愧歉，拒不负责，那么他们总有一天要付出远比道歉、问责更惨痛的代价。

(作者系知名网友)